“好，北方各省粮食欠收的问题就这么解决，接下来，大司徒，你说一下土地抛荒的事情。若是朕所料不错的话，土地抛荒，大多发生在东南诸省吧？”
“圣明无过皇上。”王绍徵起身：“皇上，各位同僚，南方诸省近年来土地抛荒的问题愈演愈烈，除了让朝廷在征收赋税方面多了很多麻烦外，也连带的产生了诸多的其他问题。”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大明在朱由栋强势改变之前，社会上几乎所有阶层，只要稍微手里有点盈余，都是想的买入土地，然后靠着土地上的产出盈利。
在朱由栋大力推广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以及改良稻种之前。大明北方各省的土地，平均亩产是2~3石。在粮价稳定的时候，这点产出值银1~15两。而南方诸省的土地，如四川、湖广、江浙，亩产一般是4~6石，值银2~3两。而在两广、福建、赣南、湖南一些极佳的水田上，可以一年两熟，这收入就可以实现翻番——当然，这毕竟是极少数。
按照这个时代的规矩，地主和佃农在拿到产出后，是五五分账，然后再由地主向国家交税。
大明的赋税种类虽然繁多，但总的加在一起一般不会超过亩产量的十分之一。而各种临时加派，地方政府上下其手的东西，往往加不到大地主的头上，而是去压榨自耕农。所以，大明的地主其收益基本可以测算：一个有一百余亩土地的地主，在北方，一年大概能够收入45~65两白银，而在南方，则可能会有90~135两甚至更高。
而这还只是家里没有举人的小地主，若是家里有了举人，自家的土地完免税不说，还会有大量的土地投献。虽说投献的土地肯定不可能给你交50的租子，但多少也是笔收入是吧？所以，一般而言，家里出了举人的，家中每年的收益，不会低于300两。
按照明代白银一两的购买力约等于现代社会250元来计算，300两白银，就是75万元。
由此可见，其实小地主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但，明代的生产力就这样了。毕竟在21世纪，大天朝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呢。在明朝，除了做官、当兵、务农之外，还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渠道了。能够做个小地主，吃喝不愁，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富豪在哪朝哪代都是有的。比如松江徐家，手里捏着20万亩土地——还是长江中下游平原这样膏腴之地的土地。一年的收入至少不下20万两白银。折算成人民币，就是5000万元——是年入5000万，可不是资产只有5000万。
但，也就如此了。徐家已经是那个时代顶级的富豪，其收入比起今日的福报、波尼来，还是不够看的——毕竟生产力在那里限制着呢。
地主阶层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而社会底层的佃农呢？
一般而言，一个佃农家庭，男主人和长子，两个壮劳力，在耕牛的帮助下，最多能够耕种60亩土地。但事实上，大明人口繁多，北方诸省的农民顶天能够租赁到30~40亩土地，南方的农民能够租到10亩土地就很不错了。
这么点土地，就算再加上家里的女主人和女儿做点蚕桑或者其他针头线脑的活计。其家里所有的收入，在减掉人头税和徭役税后——这还是朱由栋上位后才明确了徭役税，在此之前，农民是要服徭役的，而徭役这玩意已经说过多次，是多重伤害！
总之，在收入减去赋税后，这个四口之家，顶天一年能挣到10两白银。
10两白银，大约价值2500元人民币，这就是大明一个底层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这点收入，也就是勉强饿不死了。稍微出点什么纰漏，比如旱灾、洪灾，家里有人生病啥的，那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至于说供家里的孩子读书以便用于阶层晋升机会啥的，麻烦你们一家在无病无灾的情况下，小心谨慎的积累四五代人之后再说吧！
而在朱由栋引导大明开始了工业革命，并且将南洋诸国变为自己的产粮基地，以及整个大东亚都成了大明的商品倾销地后。整个大明，尤其是东南诸省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的冒了出来，对这个地方的农业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工厂建立起来了，要招工人是吧？而现在松江府的工厂工人的薪资是多少呢？工厂种类不同，稍有偏差。但基本上，童工一月大约是60个铜板，成年女工80个，成年男工1块银元，熟练工15块。若是匠师阶层，那就更高，可以每月拿到3~5块。
还是以刚才那个四口之家的佃农家庭为例。若是其家都进入工厂，那他们一家每月的收入就是3块银元，一年就是36块。在减去人头税和徭役税后，怎么都能剩下25块以上的银元。其家庭收入直接翻了一倍都不止！而若是他们当中出了熟练工或者匠师呢？
中国人都是天生会算账的，哪怕这个四口之家都是文盲，这么简单的账，他们还是会算得过来。你说，当他们有机会进工厂做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选？
此外，虽然大明没有什么殖民地，但宗藩却是多得很啊。所以，大明的工业品目前根本不愁销路，所以在可以预期的十年内，大明的工人其薪酬会越来越高。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虽说大明户部在国家层面上的海外购粮还算有节制，生怕购入粮食太多摧毁国内粮价，导致谷贱伤农。但大明的粮商可管不了这么多：人家南洋诸国亩产高不说，还一年三熟。这粮价比我们大明低多了。我们直接从南洋购入粮食在国内或者朝鲜、日本售卖，这利润相当的大啊！
也就是这些年因为大明、福国、桂国、日本都以国家力量在南洋大力买粮，使得粮价升高，间接抑制了民间粮食交易，不然民间的粮商都能把大明国内的粮价冲垮！
但也就是这样了，虽说国家层面的大力买粮，使得大明国内的粮价基本稳定在一块银元两石粮食的价位上。可是你要知道，大明始终是一个出超的国家，白银在源源不断的流入，银元的购买力实际上实在不断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的粮价稳定，其实是意味着粮价下降，农民和地主的收入减少。
“皇上，各位同僚。最近这五六年来，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工人的薪资在不断上涨，农夫的收入实际上在不断下降。所以，一旦有新的工厂开工，往往就是整村的农夫家搬进工厂做工。甚至有些村落，干脆村人集资，或者以村土地为抵押，去银行贷款来开办工厂。
这人都进了工厂，种地的人自然就少了。现在，江南各省的地租，已经降到了四成、三成半，就这样，还是不容易招到佃农耕种。可是地租却不能再降了，再降，地主得到的收益在缴纳了田赋后，就剩不了几个了如此一来，土地自然大量抛荒。
更有藩王分封海外后，纷纷到各地以各种优厚政策招揽本国百姓去海外定居。而各藩王最青睐的就是我东南沿海的百姓。因为当地百姓思路活，适应力强嘛。但这对于本就耕种不足的东南各省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皇上，如您方才所言，北方各省未来二三十年，可能都是天灾不断。若是这南方各省土地抛荒的问题得不到遏制，南方的粮食产量也会持续下降。这个，虽然我们可以继续从南洋买粮，但是臣觉得，粮食这种事关天下稳定之根本的东西，还是应该保证自给自足。”
“皇上。”银行行长曹三喜起身：“大司徒所言，句句属实。土地抛荒，在臣这里也有体现。最典型的一个案例便是，五年前，华亭徐家以20万亩土地做抵押，向本行贷款200万元开办新厂。在当时，松江的土地大约是20元至30元一亩，这20万亩土地，银行只贷给了200万元，当时行上下都觉得赚大了。谁知道，现在五年过去了，徐家该还款了。可他们却说，除了利息外，只还100万，确保10万亩土地在手就行。剩下的10万亩土地，他们不要了！”
说到这里曹三喜把手一摊：“臣要这十万亩土地干嘛？银行拿来了，根本就找不到足够的佃农耕种啊。就算是有那么多佃农耕种吧，臣最多也就能开三成的地租，再多，佃农就跑光了！可是三成地租，臣在交了赋税后，所得利润，比起那100万贷款的利息，可是差得老远了！”
“皇上，诸位同僚，徐家这个案例只是个典型。实际上，现在我大明皇家银行在国各地的分行，都出现了类似的坏账。贷款人赚了钱，就是不肯还贷款。你催他吧，他就说把抵押的土地交给你。我银行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这样的事情多了，银行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在贷款前，尽力压低抵押土地的估值。甚至在江浙一带，有的分行已经拒绝接受土地作为抵押物放贷！而这么一来，又使得民间的借贷业务重新兴盛。长此以往，我银行就没法盈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