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苏州作为明代最为繁华的所在，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自身繁华的程度不亚于北宋的汴京，这一点前世多有说明，苏州之所以繁盛，是因为无论农业、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印刷业，还是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美食、服饰，都是引领全国的，又是全国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即是商业聚集地，又是文化出产地，苏州是全面发展到顶峰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城市街区沿几条主要通航河道向外呈放射状延伸，最远处距离城门（阊门）已经超过十华里。从“商贾辐揍，百货齐聚，上自北京，下至两广，远及重洋，贸易之盛甲于天下从这些描叙上，苏州非但没有不如汴京，甚至有超过之势，今日这局面说起来不过是差了一个引导人和少了些岁月的打磨罢了，而这两点又正是汴京所不能比的，汴京固然商业繁华，但时日较短，随着靖难之役后，迅速没落，反而是苏州自明初后迅速崛起，仗着文化底蕴，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一直从明延续到清朝末年，便是这份长久的底蕴，才让杨大人心有不服。
徐朗似是看出了杨峥心头的不服，道：“你还认为苏州可以超过汴京？“
杨峥点了点头道：“当然？”顿了顿道：“你还记得我当初与你说过的话么？”
徐朗道：“自是记得，你说过苏州比不上汴京，不是因为苏州不好，而是土地对苏州进行了限制，一旦商人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么苏州赶上北宋的汴京城甚至超过汴京都有可能？”
杨峥点了点头道：“这个当然，苏州最大的根本在于人们对土地使用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改变，苏州始终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苏州！汴京能成为千百年来最为辉煌的传奇说到底还是宋代人对土地观念的改变，你应该记得我说过，在北宋后期，他们从安南进占城稻；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始于北宋，非但如此，宋代的疆土不广，所以在土地的运用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江南的良田，在茶叶的普及，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这些每年所获取的银子大得惊人，不仅如此，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南宋后期，印度木棉迅速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农业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这个记录即便是今日，都不曾被打破过，这其中的原由，军事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
徐朗点了点头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一百六十八年，历九帝，是当时著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宋神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最高达到10。6亿贯文，即便南宋丢失半壁江山，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0亿贯文，这样的税收后世难以企及。熙宁年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宋代一石660公升约100市斤米，这么高的米价，只怕也之后宋人吃得起，这的确是个怪事？“
“怪事，军师严重了，其实一点都不怪，一来宋人疆土不广，耕种面积不大，在人多众多的情况下，实际生产出来的那些粮食根本不够，但妙就妙在宋人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据我所知，比起本朝，宋代的百姓显得要轻松的许多，与我朝的三十税一赋税相比，宋代的百姓赋税还要高一些，他们推行的租调制不外乎两种，所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朝廷的税户，这种依赖关系的减弱，使得百姓更加自有，与土地的依赖必然会减少，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从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他们可以不必拘泥与土地，可以从商，也可以重新当一个农户，但事实证明，他们更多的人选择了商业，纺织业，瓷器，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矿质、造船业哪一个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种多面选择，一方面固然让朝廷丧失了农业人口，可你不可否认，宋代的耕种面积太少，迫使百姓不得不另谋生路，而另一方面百姓退出农业上的束缚，从土地上解脱了出来，将其资本融入商业之中，为了生存他们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开场更大的市场，所以宋代的疆域明明不足大明的一半，却创造了这个世间最辉煌的科技文化，最富裕的国库，即便是人满为患的百姓，也能吃得起660公升约100市斤的高价大米，农业手工业都科技很发达而且是贯穿始终。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再看看我大明，赋税三十税一，不可谓不低，百姓的耕田足足比宋人多了一倍不止，可结果如何，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还是科技上都难以比肩宋代，你别忘了，大明是大一统的王朝，自洪武爷登基以来，便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将近七十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洪武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的，事到如今为大明辛辛苦苦耕种的百姓竟吃不起粮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
“的确是个笑话？“徐朗叹了声道：”
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永乐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这样的米价在宋代算不上贵，可偏偏我们大明的百姓竟吃不起？这着实让人费解的很？“
杨峥一笑道：“其实不难理解，刚才我已说过，是观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