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是中丨国古代居民的等级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层。统治者为别尊卑，明贵贱，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质料、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后，以扫除胡俗，恢复礼制为己任，承袭了这一制度，洪武十四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连番的打击下，大明初年的商业可以说是汉唐宋后最差的，但这种规律毕竟不是人为的改变就能改变的，经过朱元璋大力肃贪，发展农本经济，大明的经济大为发展，尤其是经过永乐六次下西洋，大明的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但按照祖宗规矩，商人是贱民，堂堂大明从商业中获得的好处竟微乎其微，商业税收一直没能确定下来，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国库的好机会，却碍于祖宗规矩，一直提不上日程来，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种户籍，从事经营活动，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官员贵胄，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朝廷想收商税，却毫无根据，如此一来，祖宗规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让朝廷也奈何不得！这便是祖宗规矩的悲哀。虽说祖宗规矩种种的不适应，但对于朱元璋的两个规矩却是大为支持，第一个以历史教训为鉴，规定后宫、外戚、亲王（把非太子的儿子分封到各地）不得干政，这条规矩无疑是正确的，后宫多是女人除了武则天这位特例外，她们没有政治素养和才干，也不方便抛头露面。所以只能依仗其父兄，以及背后的家族，久而久之朝政便乱了，汉代刘邦后的吕后便是如此，大明皇后马氏勤于内治，史书记载宋朝的皇后大都比较贤良，马氏就将宋代的家法汇编成册，让后妃们朝夕攻读。正是由于马皇后的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后贤惠的占了大多数，也很少出现外，戚，专，权的局面，可以说洪武爷这条规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永乐，洪熙都继承的很好，更别说为防，外，戚，专，权，制定出了“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的律法。规定驸马须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而且子弟被选中的人家，近亲中便不能再出仕为官，即使已经做着官的也得退休回家，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为官，这项规定可以说极具远见。第二个就是太监不得干政了，杨士奇对太监并没有多大的偏见，甚至觉得这些太监都是可怜人，但作为一个阁臣，与朝局而言，太监是个不稳定因素，开国皇帝多半都勤于政事，所以朝政也清明，各种规矩是都遵守，在各种秩序、规章制度遵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加上开国皇帝多半从杀伐走过来，善于借鉴前朝史书，必然对后宫、太监多有防备，而后来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证了，他们自幼长在宫中，没亲眼见过后宫、太监干政的局面，加上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为皇帝的盟友。于是，在宦，官的协助下，皇帝夺回了政，权。夺，回，政，权之后，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国，家的权，力便落到了这写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当皇帝死去，新君继位，宦，官由于政，治，身，份，卑，贱而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局面，无论是东汉，还是后来的大唐差不多如此，所以防止太监干政是极有必要的，这也是他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养太监，也执意来劝说了。
“话虽如此，可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陛下雄才伟略，自能驾驭太监，可陛下以后呢，一旦太子年弱，所信任者唯有太监，此时太监趁机把持朝政，岂不是东汉之祸端？“杨士奇大声道。
朱瞻基朱笔未停，听了杨士奇的质疑，并没有立即应答，而是问了句：“杨爱卿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儿如何？“
杨士奇一愣，没想到皇帝竟突然来了一句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儿，不过默默念了声，到觉得这话儿倒也有些意思。
朱瞻基抬头瞥了一眼杨士奇，不等他答话，自顾自的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於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时。”传诵以为明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於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汤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於晚也。
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从曹魏正始以来，大义不明的情况已经遍及天下。像山涛之流既然是异端邪说的罪魁祸首，于是使嵇绍这样的贤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所顾忌。邪和正两种评价截然相反，二者不可并行不悖。假如认为嵇绍是忠，那么就一定认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则如何能责怪那些晋代旧臣相继着去侍奉刘聪、石勒，眼看着他的故主晋怀帝身穿青衣贱服为人行酒而无动於衷呢？因此，首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这个道理朕懂，天下的读书人也能懂，太监懂么？未必，因为他们不识字，所以他们不知国之荣辱兴衰，但他们也是朕的子民，难道就因为太zu皇爷爷一句太监不可干政便剥夺了他们明白天下兴亡的道理么？“顿了顿，朱瞻基继续道：“这天下是朕的，朕让太监明白兴亡的道理朕做错了么？“
杨士奇嘴唇动了动，他不知皇帝从哪儿弄来了这么一篇让人无法反驳的文章，他纵有满腹才学，也反驳不得天下兴亡这个四个字，否则那是居心叵测了！“轻轻叹了声道：“皇帝既如此说，微臣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历朝历代对太监多有防范，并非没有道理，微臣请陛下三思而行？”
朱瞻基点了点头道：“杨爱卿请放心，这个朕会三思而行的？”作为帝王，他眼下固然需要太监，但也不是盲目而为，宦官身份特殊，极易形成专权局面，但一个宦官需要掌权，还是需要几步的，第一步，必须是皇帝掌握大权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步，否则皇权旁落，太监纵能干政也无济于事，第二步，太监与文官一样，也是需要资历、人望以及皇帝的信任，所以能干政的太监多半是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夺取或巩固皇位立了大功时，宦官便以功获宠，以宠掌权。第三步，一个王朝能出现太监专权的局面，多半是中后期，如东汉中后期后，多由幼主临朝，政权多落人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后，不甘于外戚专权局面，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这样，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团而操纵政权，大唐则是中期开始的。安史之乱后，宦官因拥立有功而权力增大。后来又直接掌握了兵权，宦官开始有恃无恐的干政，连皇帝也任其摆布。这个时候，要么是帝王年幼，要么是皇帝感到权臣或地方势力日渐膨胀，皇权受到威胁时，便利用内朝宦官来分割外朝相权，或控制地方势力，宦官逐步操纵军政大权，形成了专权局面，这种局面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所以他对太监读书也控制的极为严格，第一让由翰林学士教导宦官研读《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目的是想通过读书，让太监从中明白国家大义，忠于国事才是首要，第二点，眼下的局面，一旦太监开始参与政务，那么朝廷就分为内廷、外廷，机构上完全对称。外廷设有内阁加三法司，内廷则设有司礼监加东厂、锦衣卫。作为机构的延伸，外廷还有外派的地方总督、巡抚，而内廷也有派驻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这样一来，内廷外廷之间就能从朝廷到地方实现层层的相互制衡，单凭一人的话，任凭你权力多大都难以将触角伸及朝廷内外的。
作为太监，他能实际掌控的也就是整个内廷，对于制约于他的内阁和三法司，他就算贿赂也不可能收买到全部人，再者，这样做的奥妙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内阁和司礼监都设有正副职位，谁正谁副随时决定于皇帝，表面上这两职位是属同一阵线的，实际上它们在部门内部也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这样一来，一个宦官如果要绝对地获得朝廷权力架空皇帝，除非他能完全控制了内阁和三法司，以及直属内阁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做到这样简直是痴心妄想，很简单，人心难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怕太监读书了，汉唐的宦官之所以，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那是手中掌握兵权，这一点tai祖皇帝鉴于汉唐的太监干政，所以早就做了安排，国初权力由皇帝、文官、武将、公侯分割，根本没有宦官的份，成祖即位后才掌握权力，但是与之前的几个阶层互相牵制，不过是最低下的一级而已，说到底太监并不参与军权，手中所掌握的力量，也不过是厂卫（东厂、锦衣卫、西厂），但由于政制上的原因，宦官毕竟不是厂卫的真正主子，真正的主子是皇帝，所以大明的太监必须有皇帝的信任才能为所欲为，事实上还只是皇帝的家奴，其余官员畏惧他们，事实上是畏惧给予宦官权力的皇帝。一旦皇帝不再信任这些宦官，只需一道圣旨就足以让太监死无葬身之地，既如此，他何不重用这个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抗衡另外一个时时对自己有威胁的官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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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天下兴亡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亡国的事，也有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那就是：易姓改号叫作亡国；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以至于达到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之间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输赢不罢休，这叫作亡天下。
魏晋人的清谈为什么能够亡天下？原因就是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的学说使天下人目无父母，目无君上，从而堕落为禽兽了。以前，嵇绍的父亲嵇康被晋文王所杀，到晋武帝建立晋朝时，山涛推荐嵇绍入朝做官，嵇绍当时隐居在家里，想推辞不去。山涛对他说：”我替您考虑很久了。天地间春夏秋冬四季尚且有相互更替的时候，更何况人生短暂的一世。”人们把山涛的这些话作为名言加以传诵，然而不了解他这话败坏了仁义，伤害了教化，竟至使天下人目无父母。嵇绍对於晋王朝来说，晋王朝的国君并非他的国君，但他却忘了自己父亲被晋文王杀害，而去事奉并非他的国君。在他活在世上的三十多年之间，他作为目无父母之人已经很久了，那么在汤阴以死效忠又如何赎回他的罪过呢？况且当他最初入朝做官的时候，他哪里知道晋王一定会发生兵败之事，而自己竟能树立忠名使晚节完美无缺呢！
自从曹魏正始以来，大义不明的情况已经遍及天下。像山涛之流既然是异端邪说的罪魁祸首，于是使嵇绍这样的贤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所顾忌。邪和正两种评价截然相反，二者不可并行不悖。假如认为嵇绍是忠，那么就一定认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则如何能责怪那些晋代旧臣相继着去侍奉刘聪、石勒，眼看着他的故主晋怀帝身穿青衣贱服为人行酒而无动於衷呢？因此，首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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