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后人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一句空话，可以说，变法改革能者来做，一旦成功的确能起到利国利民的作用，可一旦失败，后果也不容小视，而且任何封建内的改革，莫不是在内部上做出修补，说到底在利国利民的同时，其实就是与天下的豪门地主，王公贵族。官宦豪绅争夺利益，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以得罪全国的豪强地主为变法代价，换取了自己所倡导的那场改革，其最终因树敌太多，走向人亡政息的可悲下场。
所以，对于什么变法改革，杨峥从心理上没什么好感，倒不是说他看法上已走向顽固派，事实上他是知道，任何在不改变最根本利益的内部改革，做得最好，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场修补工作，成不成功，不过是看主持修补这场工作的修补匠的手艺好不好罢了，可再好的修补匠因自身的环境，也不可能打破自己所需要修补的东西，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东西，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改革，在他看来，就不应该树敌太多，让自己勉强修补的东西，在自己死后得到了清算。
用他的想法，在并不是重新塑造的变法改革中，可以做到供与养相结合，这好比一个池塘，里面本是一团死水，你挖开了沟渠，找到了活水进来的方法，可活水进来的时候，水量并不大，不足以让这摊死水变成活水，那么你要做的不是浪费精力，浪费人力，甚至浪费财力去清除这摊死水，而是应该温水煮青蛙，在给死水足够空间与时间的同时，慢慢培养活水，在养的过程中慢慢变大，等活水量足够大的时候，再多挖开几道沟渠，强有力的活水足够冲刷任何的死水，这才是变法持久的态度。
苏州在杨峥看来，是一座商业城池，虽说这里商业蓬勃发展尚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商人阶级也不曾有过，所有的商业活动，商业买卖、商业制作都掌握在地主豪门，王孙贵族的手中，他们本事在整治上有着先天的优越，加上财气也不弱，压制着商人没有话语权，即便是有苏州这样的一块商业风水宝地，蓬勃的工商业迟迟不能兴盛起来。
但不管承不承认，苏州的繁荣发达，靠的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就是这次的苏州危机，看似是来自粮食，实则是商业上的冲击，倘若不是粮食需求的转换，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纵然再来一场更大的大雪，也没他什么事，可一场大雪，愣是让苏州城混乱不堪，足以说明苏州的一切话语权牢牢的在豪门地主，公孙王侯的手中，他们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可以掐死任何新生的商业力量，让一切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
但就此说苏州是豪门地主、王侯公孙控制的一团死水也不尽然，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在朝局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这个时候粮食就不再成为王侯公孙，豪门地主的唯一的经济依赖，事实上从宣德年后，苏州算是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不少郡县出现了双季稻，甚至广东、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会根据今年的收成，或是市面上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良田，虽说他们不懂得市场这个幕后推手，但聪明的大明人还是会看到银子的去向，商业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苏州开始改革种植农作物可以看得出，不仅仅是大户，就是寻常百姓在年月好的时候，粮食够吃的年月，也会在自家的田地上种上桑树，棉花，虽说面积小，但这种理念的转变，无疑最可贵的。
苏州地理位置好，先天性具备了商业的地理条件，随着永乐年的六次下西洋，苏州商业已日益成熟，缺少的只是继续呵护这股力量走下去而已，事实上明朝不是没有萌生这股商业力量，（《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学者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代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这就是典型西方的商业模式，只不过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广大地区长期顽固存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市场。其次，地主阶级集中资金后，资金不是流向工业或手工业，而是流向土地，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使得这股力量只是在明朝萌芽，并没有继续壮大，不免让人感到惋惜。
杨峥所期待的苏州，该是商业发达的苏州城，海外贸易完善，人来人往不断，就该是商人的天堂，而要做到这一步，那么就必须让百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更多的自由劳动力走向市场，给苏州的丝绸、瓷器、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冶铁、采矿、私盐、海航、外贸提供更为充足的动力，让商业繁荣，让商人力量壮大，让商人的资本不再转入土地，可以说如今的苏州城已了适合的合适的土壤和宽松的环境，商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百姓的目光也不再盯着那一亩三分地的粮食，他们可以种植棉花，可以种桑麻，压制了数千年的商业，在苏州已不再是一片混沌，而是渐渐明朗，如今缺的不过是一个引导的人，一个让他们壮大走下去的机会，给予这种希望，他内心深处才忐忑，一方面苏州的土地兼并，无疑给了苏州商业一个成长的机会，比起百姓的小打小闹，地主豪门、王侯公孙似有更大的魄力，更容易成功，与商业上的力量来得更大，效果也更为明显，所以土地兼并对于商业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土地的兼并会让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九成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工场破产倒闭，加入流民的大军。当整个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的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这样后果，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店铺难以为继，当土地兼并到一定的数量，越来越多的百姓丧失了乃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必然会变得一贫如洗，甚至背井离乡，如此以来，整个苏州城商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因为佃农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雇工连吃饱肚子都不可能，又拿来的多余的银两来消费，没有消费，商业就没了动力，说到底地主要靠佃户养活，工商业的经营同样需要百姓的支持，没了百姓，最好的商业也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