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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之变是玄宗天宝年间中枢政局的一次大动荡，是唐代中枢政治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它的发生确非偶然，更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天子播越，使这一斗争有了一个突发的缺口，从而使久蓄的矛盾斗争演化为京师之外的一次流血事变。这就是说，当时最欲意处死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人，一定是同他们有尖锐矛盾势难两立的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我认为，在天宝中枢政治集团中，恐非太子李亨及其集团中人莫属。
李亨是在李瑛被废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册立为太子的。自他正位东宫之日，朝中权相，中书令李林甫就处处与他作对，据《旧唐书》卷10《肃宗纪》：“及立上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韦坚、柳勣之狱分别是在天宝五载正月和十一月间构织的，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等均被罗织其中。表面上看，李林甫数兴大狱构陷李亨，是因他曾附顺武武惠妃、劝立惠妃之子寿王瑁。实际上这也是唐代太子的特殊身分地位所决定的，陈寅恪先生说：“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李林甫之倾动东宫亦即宰相与太子之间产生矛盾本不难理喻。数次大狱，李亨都颇觉威胁，为求开脱与自保，他先后同韦坚之妹、太子妃韦氏和柳勣之妻妹、太子良娣杜氏离了婚。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李亨未老衰，他与宰相集团之间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李林甫之后继任的宰相杨国忠对待李亨的态度无丝毫改变。事实上，李林甫在位时数务构陷太子都有他积极参与，据《旧唐书》卷106本传载：
时李林甫将不利于皇太子。掎摭阴事以倾之，……以国忠怙宠敢言，援之为党，……自是连岁大狱。追捕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国忠发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国忠凡所奏劾。涉疑似于太子者，林甫虽不明言以指导之，皆林甫所使，国中乘而为邪，得以肆意。
由此可见，天宝年间宰相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矛盾较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至于天宝年间何以会出现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相，实为天宝中枢政局之一大问题，因无关本文宗旨，此不赘述。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对天宝中枢政治结构造成了强烈冲击。宰相与太子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仅未因安禄山叛乱而消弭，反倒因政局的风云激荡使这一斗争增添了新的内容。换言之，这一中枢政治斗争转而围绕安史之乱而展开了
。安禄山打出的“诛杨”旗号，更为这一政争掺入了浑水。
叛军南下后，来势凶猛。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玄宗于十二月辛丑颁布亲征制书，制令太子留守京师，担当监国重任。此事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惊恐。据载：“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上请命，其事乃止”。杨国忠担心太子监国成为事实会使太子地位得以巩固危及杨氏一门，故力阻玄宗亲征。结果，因其从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监国之任成为泡影。这一亲征风波当然反映出双方斗争较量的内容。太子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暗中的较量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
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诛后，原河、陇节度使哥舒翰被委以东征军副元帅之职出镇潼关。这时，“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挂名征讨元帅的荣王李琬“忽然殂谢”，看来，荣王之死确有跷蹊，时人都若有所失。而后哥舒翰的身份却成了“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这似乎是说，玄宗亲征未果，却要令“皇太子统兵东讨”了，只是太子乃“君之嗣嫡，不可帅师”，故以哥舒翰为先锋兵马元帅。特讨兵马冠以皇太子兵马的名义，说明太子已在名义上控制了这支镇守潼关的大军，这也许反映出，太子李亨因征讨叛乱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的确也可证明此点。正因如此，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转而又围绕着潼关战事展开了。
潼关守军中，以王思礼为首的一股势力企图通过哥舒翰回兵诛杀杨国忠：“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及）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这一动向，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警觉不安。杨国忠遂奏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禁苑训练，令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等负责，另新募兵万人以亲信杜乾运统领，驻于霸上，“名为御贼，实备翰也。”不难理解，杨国忠所防备者，乃已为太子先锋兵马的潼关守军；更何况，王思礼、哥舒翰都是当年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我认为，军中诛杨之动向与杨国忠的防范，其实正反映出两大集团之间斗争较量的内容。
由于太子李亨已可控制征讨大军，哥舒翰上表情杜乾运所统新募兵属潼关和要求得以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初，杜乾运被哥舒翰借口于军中处死，杨国忠之防备力量不复存在，这又引起他极大的恐惧，他曾对儿子杨暄说：“吾死无日矣。”耐人寻味的是“翰自是心不自安。”看来，杀杜乾运一事，有极深的政治背景，太子李亨大概正凭其把持的征讨大军开始向杨国忠反击了。据记载：在长官沦陷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欲于城中诛杨国忠”，只因时机不成熟，没有付诸行动。但此一信息不可漠视，这也许正表明双方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面对这一威胁。杨国忠未曾坐待。为解除威胁。亟需解除太子李亨的潼关守军的控制权。这样，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安禄山决战。所以，杨国忠极力鼓吹要哥舒朝山关决战。史称：“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这一动议恰合玄宗心意。再者，安史乱起，唐朝廷对事变缺乏应有重视，甚至以为朔胡犯阙。是自取败亡，必计日可定。玄宗遂不顾前方将领力主坚守的意见，数派使者敦促大军出关作战。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前线形势，致使哥舒翰出关后惨败，长安门户洞开。
随之是玄宗携少数皇室成员及部分大臣秘密出逃剑南。杨国忠与李亨之间的较量仍在暗中紧张地进行着。临行前，玄宗曾令陈玄礼选闲厩良马九百匹及禁军战士厚赐钱帛，还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谕沿途，以例接驾。所以，说玄宗处逃毫无准备并不属实。但因王洛卿及沿途地方官员的逃亡，给数千人逃亡队伍的饮食供应造成了许多麻烦。史称“官员骇散。无复储供”，故此，也不必完全怀疑玄宗一行到达咸阳后发生饮食困难并出现士兵饥疲的情况。我想，这正给暗中操纵、策划兵变者提供了绝好时机。事变在到达马嵬驿时发生而不是别的地方，与逃亡中的这一实际情况当不无关系。
密谋策划事变的情况，据《通鉴》卷218，肃宗于德元年六月条记载：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
。云云。恐非事实。据《旧唐书》卷108《韦见素传》：龙武将军陈玄礼“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即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月，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又据《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等记载，应是东宫宦官李辅国与陈玄礼具体策划。再看“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和“宦官李靖忠（即李辅国）启太子请留，（张）良姊赞成之”等文字，张良姊也同李辅国一起积极参预了此事。既然是“谋于皇太子”，自应是秉承了太子的指令并为其奔走的。李辅国、张良姊之流的目的，无疑是贪拥戴之功。从李亨即位后李、张二人之骄横跋扈可知其必有大功可以恃仗，而这一大功正是协助李亨胜利地对付了政敌杨国忠并另立朝廷。也就是说，太子之所以要乘逃亡之际收拾杨国忠，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敌中夺权。
由此可知，马嵬之变正是两大政治集团多年矛盾冲突、相互较量斗争的结果。这一矛盾斗争对李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在灵武即位颁发的大赦令中对李林甫、杨国忠耿耿于怀：“其逆贼李林甫、王鉷，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即位不久，李亨甚至曾想捣毁李林甫的墓馆，因谋臣李泌的劝解方罢。
为何杨贵妃也在政变中同遭祸殃呢？《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云：
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按《新唐书》本传作‘祸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堂。
似是说杨国忠被杀后，政变者出于对封建国族关系的考虑，将其株连。这种因素当然存在。若是与杨国忠的这层关系，政变者是否朋理由逼玄宗将她赐死呢？我看是有的。
唐代皇后权力极大，故自长孙后以来武则天，韦后等屡干朝变，玄宗自废王皇后，中宫一直虚位，虽宠爱有加之武惠妃、杨贵妃生前皆无皇后之名，仅仪比皇后，实为防后宫干政。本来，杨贵妃入宫多年，也无干预朝政之举，但前已述及“衔土请命”劝阻玄宗亲征一事，正使她陷入了太子与宰相集团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太子因故未获监国，势必引起他的忌恨。政变一起，杨贵妃当然在劫难逃。这就是说，政变殃及杨贵妃乃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政变的一个重要步骤。看看玄宗声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但又不得不“割恩正法”的无奈情形，可体味出杨贵妃之死，实表明玄宗的天子神威与尊严已遭损害，白居易《长恨歌》咏“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可谓一语中的。这正是李亨为其乱中夺权所要达到的效果。
正因马嵬之变缘于天宝中枢政治集团的矛盾斗争，策划者又以李亨为首，那么，死者为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而“勿伤韦相（见素）”更容易理解了。同样，何以“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何以很快李亨即灵武登基，虽立朝廷，也都很好理解了。说穿了，这一斗争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角逐。
为什么太子李亨能够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呢？我认为关键在于他掌握了逃亡队伍中的部分禁军，尤其是掌握了飞龙厩兵马。
据《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载：“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倓兄弟典亲近扈从。”由此推测，在玄宗一行之中，太子一系成员皆在后军之中。且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都已在太子的控制中。《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留后军厩马从上”似“留”比“分”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太子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尤其是飞龙厩马对其策划政变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