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韦宝知道历史进程的角度来选择，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后金，做一条走狗，在后金推行君主立宪制。
那样的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且后金是新生的政权，阻碍会小的多，后金又没有什么人才，很容易出头。
以韦宝目前的实力，过去肯定直接封王，加上韦宝娶了努尔哈赤的女儿的话，都很容易。
但这条选项，韦宝完不会考虑，宁可死，宁可世界崩溃也不会考虑。
所以韦宝现在脑子很乱。
还有一项，一旦选择好了路线，现在就得往路线方向上走。
一旦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就算韦宝自己不想当皇帝，底下人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把韦宝推向皇位的，这由不得韦宝。
政府组织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这是很复杂的一个组合，是当量很大的
不是一个村寨，村霸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但是一旦有了明晰的组织形势，韦宝的能量还会更加巨大！
天地会能给韦宝的支持将会更多。
所以在这个当口上，韦宝特别的纠结。
搞不清楚走铁血元首的路线，还是走铁血帝王的路线，还是走千古名臣，极品王爷的路线，还是走历史第一汉奸的路线。
这其中，只有历史第一汉奸是不影响历史进程的，最安的，却也是韦宝最先推翻，排除的，甚至，韦宝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跑到古代做一条狗，不如死了算了。
在现代做狗没有做狗，还跑到古代做狗干什么。
所以，韦宝还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路线的，不管是自己当皇帝，还是扶持明朝皇帝，其实都是这个路线。
而且，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加适合这个时代，并且，两种路线都将会改变历史。
既然是这样的话，不如走君主立宪制路线了。
所以，韦宝要考虑的是，如何走君主立宪制路线，又能不改变历史进程，又能让老百姓避免战祸，过上温饱生活。
这难度太大。
让整个大明老百姓都过上避免战祸，过上温饱生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暗中发展一片稳固的根据地，静观历史发展。
至于将来到了1644，改朝换代的时候会怎么样，韦宝暂时还不想去想的那么远。
比起将来的问题，更迫切的是马上将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一旦路线确定了，明晰了，制度都围绕展开了，天地会治下老百姓肯定会要求韦宝称帝的，而且这种呼声会越来越高。
历史上肯定没有韦宝的一席之地，韦宝绝对不能自己称帝，怎么阻止事态发展才是最头疼的事情。
当然，韦宝不是完没有解决办法，韦宝一开始便使用了总裁这么一个颇为现代化的称呼，就是为了这个考虑的。
直接叫皇帝，太刺耳，别人听了太敏感，叫总裁就不同了。
总裁可以等于皇帝，只要不让旁人下跪，不喊万岁，便可以了。
想通了这一切，韦宝的心情好了不少，只要坚决不称帝，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让韦宝没有想到的是，王体乾深夜来找韦宝来了，并且来的是韦府。
韦宝在去年就搭上了王体乾的关系，并且一直暗中贿赂。
不过王体乾在韦宝的成长过程中，除了最初阶段给过一点点帮助，今年韦宝入仕途之后，王体乾的存在感是极其低微的。
韦宝也理解王体乾，王体乾身为掌印太监，能屈居魏忠贤之下，并且是依附于魏忠贤，本来就说明王体乾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批红”，掌印太监职掌皇帝玉玺，当然掌印太监是老大了。
“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
当过秉笔太监的有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掌印太监有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怀恩，明世宗时期的陈矩等，明神宗时期的冯保。
司礼监是干什么的？
司礼监的太监都非常的牛，有的被称为“立皇帝”，有的称“九千岁”，其实，最早司礼监就是二十四监之一。
一个“掌礼仪”的普通办事机构，太监们就相当于勤杂工，也没有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之说。
那时候朱元璋对太监们管理很严，认为他们都是阴险小人，不许干政，甚至都不允许他们读书识字。
但是后世子孙显然没他那个政治热情，更没他那个能力，政务根本处理不过来，需要有信得过的太监协助。
从成祖朱棣开始，太监们就逐渐走进政治生活，甚至从小就有老师专门教授文化。
司礼监的职责，随着这个变化，地位越来越重。明英宗即位时才八岁，只能由太皇太后张氏秉政，张氏又没法和内阁议事，就是就令内阁，在奏章中列出处理意见，由皇帝做选择题，即所谓的票拟。
这样一来，皇帝只需要选择“照准”还是“不准”就行，这就是所谓的“批红”，批红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
从此，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慢慢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
到了明武宗时期，“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司礼监为何能突破朱元璋的戒律，进而变身帝国最有势力的群体。
一是环境使然，太监成天与皇帝生活在一起，有的是皇帝幼时的保姆，感情深厚，信任度远超别人；二是太监们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工作中的重负；三是出于掣肘内阁的政治需要，司礼监成为对抗内阁的第二股势力，相互制衡。
秉笔太监有批红特权，也就是代替皇帝在奏疏上批复意见，当然批复时，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笔，所以叫“批红”。
看起来秉笔太监似乎是最牛叉的，其实不是。
正常情况下，奏疏已经由内阁草拟了处理意见，批复的时候只需要批复准与不准即可，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成分，只能按皇帝的意见批复。
所以，秉笔太监其实就是个书写机器。
如果秉笔太监仅仅是书写机器，何来位高权重。
原因就在于，秉笔太监除了批红外，有时候还要负责草拟圣旨，向外臣传达皇帝的口谕等等。
这个学问就大了，皇帝的意思能不能表到位。
表达过程中有没有“携私夹带”，看秉笔太监的本事了，口谕更是如此。
当年刘瑾把持朝政，靠的就是一支笔，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怎么说凭他一支笔，玩弄皇帝和朝臣们的本领，不是一般的高，连掌印太监张永都不得不服。
字面上看，掌印太监就是盖章机器。
玉玺代表皇权，掌印太监有审核权，你可以欺骗任何一个人，却欺骗不了掌印太监，他才是最终的把关人。
而且掌印太监提督东厂，为内监之首，后宫的一应大小事务，皆决于掌印太监，所以，掌印太监才是太监中的老大。
不过，在人治社会，凡事都有特例，复杂的政治斗争，随时可以改变一些惯例，比如魏忠贤虽然是秉笔太监，但权势却比掌印太监王体乾大。
说起来好笑，魏忠贤这个秉笔太监秉不了笔，他不识字，“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
王体乾执笔盖章一人包办，只要魏忠贤批准即可，掌印太监成了秉笔太监的打工仔！
为何是这么个结构，因为王体乾资格比魏忠贤老，起点比魏忠贤高，但是王体乾懂事，早早投靠了魏忠贤，凡事以魏忠贤马首是瞻。
既然如此，魏忠贤也就犯不着非得干掉王体乾。
明朝太监，大都是坏得头顶冒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其实有点妖化了这个群体。
客观地讲，除了身份上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是一个人，也有常人一般的思想。
这个群体有奸也有忠，有恶也有善。
比如陪伴崇祯皇帝走到生命尽头的王承恩，耿直尽忠的怀恩，廉洁自守的陈矩，还有那个名垂青史的郑和，他们都是明朝太监中的佼佼者，值得后人尊敬和敬仰的人。
他们不比任何一名士大夫做得差，无论能力还是品行。
之所以只看到太监们的黑，看不到他们的白，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这个群体的有色眼镜。
太监这个群体比较低贱，要么出身贫寒的平民，要么是罪犯家属，都是一些文人士大夫看不起的群体。
阉割之人，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就不算人，这个有色眼镜，从太监诞生之日起就存在。
古时候有腐刑，受刑的叫刑余之人，万人鄙视。
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跟他受刑后极度的悲愤心境有关，他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就是表明，为了这部《史记》，我选择了最屈辱的生活方式。
司礼监之所以走上权力的顶峰，是大明政治生活的走向，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相切合。
被皇权选中，作为可信赖的群体，用以掣肘内阁的工具而已。
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天启初是王安，后期是王体乾。
初期的王安王安其实是魏忠贤的老板，魏忠贤初进宫是拜在王安门下的，由于王安仕途顺畅，一路升至司礼太监，魏忠贤也随之一路高升。
但明熹宗朱由校登基后，宠幸奶妈客氏，情况发生了变化。
明代后宫流行“对食”，即太监、宫女结为事实夫妻，实质上是后宫更坚定的政治同盟，这时客氏的对食就变得异常抢手，本来客氏的对食就是王安，所以王安也进一步得宠，攀上了太监的最高宝座——司礼监掌印太监，却不防他的小马仔魏忠贤早已与客氏暗生情愫，后来公开结为对食，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的坏话，导致王安被逆袭。
魏忠贤、客氏对食之后狠治王安，不死不休，最后王安死得很惨。
目睹了王安的惨状，余人均知魏忠贤对食客巴巴之后不但大权在握，而且心狠手毒，所以接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虽然官在魏忠贤之上，却甘为人梯，做了魏忠贤的马仔。
王体乾以及司礼监一众大太监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无不深知魏忠贤的能量和狠毒，纷纷成为他的马仔，所以成就了魏忠贤以司礼监职务上的二把手却一手遮天的怪状。
其实说来也不怪，因为宫里面的事物，本来就不是看职务大小，而是看谁得皇帝宠幸的程度。
细究起来，司礼监真正的一把手是司礼监提督太监，只是从来不实授，所以才让二把手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事实上的大公公。
历史上甚至偶有御马监掌印太监成为后宫最宠的特例，汪直、谷大用，所以偶尔出现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宠冠后宫也不奇怪。
为什么搞死王安后魏忠贤自己不当司礼监掌印太监，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魏忠贤不识字，所以当不了司礼监掌印太监。
但此说不是很能服众，因为既然他不识字，那压根儿连司礼监都进不了，更当不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其实魏忠贤是识字的，只是后世想进一步污蔑他，才诬称他不识字。
就算不是诬蔑，他真的不识字，那既然能进司礼监，甚至能当到司礼监秉笔太监，那再当个司礼监掌印也不足为奇。
所以不识字这条理由不是很能成立。
根据韦宝分析，或许还有一个理由，便是天启帝的一种权谋，或许是天启皇帝认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太大，于是他故意让自己最宠的魏忠贤只当秉笔太监，与名义上的掌印形成制衡。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惯例由一名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这也是个关键位置，天启帝过于看重此位，所以让最宠的魏忠贤留在这个位置上。
但这条理由也不是很充分，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掌印太监提督东厂的特例，甚至出现过冯保兼掌司礼监、御马监、东厂三大权力源的情况。
所以韦宝认为相对最说得过去的理由还是天启帝想压制一下掌印太监的权势。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司礼监太监都算得上“内相”、“枢府”，明代内官的“官”和“职”是分开的。
其中司礼监职衔有三种：秉笔、随堂和提督，但掌印并非职衔，且掌监印者必为秉笔太监。
其中只有加秉笔、随堂职衔者，才能参预机务。而提督太监虽然地位高，但只管本监庶务，并不参预机务。
太监一词，是官职，并不负责具体事务，“秉笔”才是实际职衔，其中第一秉笔兼提督东厂。
决定内官实际管理事务方向的，并不是其本身的“官”，而是“职衔”。
这里的“职衔”理解成“差遣”也可以。
用明代地方的总督巡抚打个比方，李化龙曾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太监”相当于此处的“右佥都御史”，中后期只有“寄禄”的功用，与其本身的职掌关系不大。
“秉笔”才相当于“巡抚辽东”这一具体差遣。
此外，晚明宦官中，职衔有取代官职之势。
一些宦官因故死亡后，皇帝也多次追赠职衔而非赠官。
比如天启五年，朱由校西苑泛舟，小舟倾覆，同船的小宦官溺死，事后朱由校便“赠升乾清宫管事”职衔。
随着明代宦官体系、数量的发展，“太监”一词并不像原来的那般尊贵，到明亡时，民间已经开始使用“太监”作为体宦官的代称，此后清朝沿袭，只以总管、管事等衔加以区分。
因此，综上，掌印太监虽然看上去是司礼监的首领，但其权力实际上并不如司礼监秉笔来得更大。
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
王体乾在《明史》中有传，但并未提及其生年以及入宫年份。
但在天启初年，王体乾已是尚膳监太监，而魏忠贤还在惜薪司，是沾了客氏的光才迁至司礼监。
由此可见，王体乾应该比魏忠贤资格老。
这是他能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原因之一。
但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
《明史》明确指出，王体乾党附魏忠贤，掌印太监本该位列秉笔太监之上，但王体乾自觉地把自己置于魏忠贤之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魏忠贤不识字有很大关系。
所以王体乾实际上是挂了“一号领导“的名，在替魏忠贤干具体的活。
县高官和县长。按理说书记比县长大，然而这只是职务权力。
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个人权力。
当个人权力超过了职务权力，就会出现县长比书记说了更算的情况。
韦宝想不明白，一个像王体乾这么谨慎的人，现在又正是魏忠贤恨不得立刻铲除自己的当口上，自己已经向内阁递交了辞呈。
这个时候，自己势单力薄，王体乾找自己干什么？
如果是魏忠贤要找自己，应该会让人喊自己过去，而不会让人过来，更不会让王体乾过来。
所以王体乾这个时候过来，按照韦宝的判断，大概率是王体乾个人的行为。
“王公公。”韦宝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恭恭敬敬的拱手为礼。
韦宝的礼数极为周到，本来以韦宝现在的爵位和官衔，不用这么客气了。
虽然王体乾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但实际上韦宝比王体乾大。
“韦爵爷，客气了客气了，受不起啊。”王体乾满面笑容，一改过往面无表情，行事谨慎的模样。
韦宝不多啰嗦，笑着摆出一个请的手势，靠近王体乾轻声道：“叔父到里面再谈吧，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韦宝除了认李成楝为义兄，便是认了个王体乾为干叔叔，除此之外，没有和其他人认亲戚了。
至于认师孙承宗，不算认亲戚，其实连认老师都算不上。
因为孙承宗并不是韦宝科考的恩师，韦宝考秀才的老师就不算了。
韦宝考举人是在辽南考的，就他和吴三辅两个人考试，老师是学政官熊文灿。
韦宝似乎和姓熊的人挺有缘分的。
韦宝和熊廷弼有点关系，和熊文灿更是有座师和学生的关系。
韦宝考进士的座师就得算是阉党大佬顾秉谦和东林党大佬朱延禧了。
既有东林党大佬，也有阉党大佬，所以韦宝在政治上天生占一点便宜，正好赶上阉党和东林党斗的最激烈，双方势力比较平均的时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