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之前李诺推测，商朝的行动是自发的，但是李诺知道他们肯定和这些玩家有联系，不然的话，单凭商朝这两万五千人，又如何能够拿下天下第一侯国？更何况，还是劳师远征之下。
之所以说是两万五千人，也是有根据的。商朝派出战车千乘，战车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步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
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
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二十二人编制，其中包含七名车下甲士和十五名步卒，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二十五人，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
车战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大幅度增加，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七名车下甲士，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编为一两，共三两。
以商朝战车的编制情况来看，战车部队应该是两万五千人没错。但是不要忘了，先秦时期的战争，不单单会有战车部队，还会有普通步卒。
但是，在商朝那个动辄不过出动几十几百乘战车的年代，他们竟然直接出动了千乘战车征讨诺国，这是不是太看得起李诺了，有那么大仇恨吗！
《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
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各国参战的战车也均在千乘以上。
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之中，战车部队被定义为60级的部队，和重装士兵、骑兵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而商朝作为一个大型公国，部队更是比诺国高出五级，这战车部队现在就是65级的部队。诺国除了几大特殊兵种，等级都是比不过的。
至于他们这次远征的主帅，纣王帝辛，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
但后世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史记》里称帝辛“长巨姣美，筋力超劲，手格猛兽”。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帝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是个筋骨强劲、力大无穷，能当百人之敌的无敌勇士，此外他还“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也就是智商极高，反应极快，能言善辩，绝非一勇之夫。
帝辛继位后，用费仲治政，鼓励农桑，推行牛耕与灌溉排水；肃清王族内部异己，削弱贵族势力，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亡虏逃臣中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伐黎国，破苏国，大搜于渭水，一度打压了刚刚兴起的周国，囚禁周文王姬昌。在周人臣服后，帝辛移兵向东，长年攻伐东夷。
帝辛继承父业，真正完成对东夷中的徐淮部族全面征服，在华夏历史上首次征服了江淮地区、拓土开疆至渤海和东海的帝王，确实是殷商天子帝辛无疑。
姬发会盟各路诸侯于孟津，集师伐殷，因为对东夷战争中，殷商军队损失极大，帝辛只能仓促将大批夷人战俘武装成军，与周军交战。这些夷人战俘对商朝的忠诚度可想而知，在战场上他们一触即溃，全面倒戈，商军大败。
想到这里，李诺不禁有些担心，自家部队能够守得住吗？以西乞术的实力，再搭配上刚刚招募的五万新兵，哪怕有那么多民兵辅助，李诺依旧心中没底。
而就在李诺还在为纣王发愁的时候，竟然又收到了贝莹的转告。原来在东原之外，也出现一支部队，朝着东原的方向前进，看起目标应该是诺国没错了。
看旗号，是大清帝国的平西王吴三桂！他亲率五万大军，其中骑兵两万，重装步兵三万，而同样和他一路前来的也有不少玩家部队！
妈蛋，李诺简直要头大，真是祸不单行。妲己和陈圆圆的天赋特『性』“祸国殃民”和“红颜祸水”，看来真的不是白来的，妥妥的就为诺国带来了大麻烦！
吴三桂可不是电影《鹿鼎记》里面那个看上去稀松的平西王，在真实历史上，吴三桂可是个实力强大的存在，是明末清初着名政治、军事人物。
吴三桂是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崇祯皇帝登基，开武科取士，吴三桂夺得武科举人。不久，吴三桂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献出山海关降清，在一片石战役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晋封为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史称“三藩之『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登基为皇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同年秋在衡阳病逝。追谥为开天达道同仁极运通文神武高皇帝。其孙吴世璠支撑了三年之后被清军攻破昆明，三藩之『乱』遂告结束。
虽然吴三桂最终举起反清的大旗，但是葬送华夏最后一个汉人政权的，吴三桂也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满清，也就是游戏中的大清帝国，李诺是一点好感没有。
网上曾经有人列过满清这个政权的罪过，满清入关之后，大肆屠杀汉人。攻破扬州，屠城十日；嘉定三屠，几十万冤魂天怒人怨。明末到清初，人口缩减了不下两千万人。
就更不用说低等的游牧文化，致使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发达农业经济的倒退。一道剃发令，汉人沦为三等公民，奴『性』文化让华夏几百年抬不起头来，大肆压迫汉人，吸食汉人血『液』。
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奢侈浪费，纵容贪污，吏治腐败。最后更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导至全面落后，最终丧权辱国，沦为列强走马圈地的后花园。
种种罪状，不胜枚举，而吴三桂在其中也起了不少决定『性』作用。
吴三桂一怒之下，开启山海关，将清军放入京城，成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爱情故事，但同时也将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陈圆圆送入了被千万人斥骂的境界。
当时许多文人墨客，除了一些感叹陈圆圆的美貌之外，剩下的就是对她这个“红颜祸水”的咒骂。可是陈圆圆真的是“祸水”吗?她真的应该担起“国破”的责任吗?
也不尽然，古代的社会对女子是苛刻的，如果男人沉浸在女人的温柔乡中，以致耽误了正事，世人往往指责的不是不求上进的男人，而是老老实实，安安分分待在后院的女人。就像是商朝的灭亡，归结为妲己之『乱』，周朝的灭亡是因为褒姒一样。
妲己长的太过偏亮，让商纣王为了她，甘愿不理朝事。但是妲己漂亮有错吗?没有，商纣王要真是一个明君英主，就不会如此沉浸在女『色』之中。他既然能为了一个妲己，误国误民，那么就算没有妲己，也会有其他美丽的佳人，勾的他失了魂魄。
古代的帝王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错的只能是他人。这是男权思想，大多数事情都与女人无关，却要女人来担罪责。就如吴三桂一样，是吴三桂开启了山海关，这中间陈圆圆甚至都没有与他见一面，她被劫走也不是她愿意的，最后却要她来担下“国破”的责任。
再说了，吴三桂开启山海关，绝不可能只是因为陈圆圆的原因。也许陈圆圆确实是原因之一，但也绝不会是主要原因。吴三桂既然后来能冷落陈圆圆，那么久不见得他真的爱陈圆圆至深。
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占据山海关的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开启山海关，陈圆圆的原因占小部分，大部分的原因，绝对都是因为审度当时的态势，本就两面三刀的吴三桂，选择了清军，而不是农民起义军。
他认为清军最有胜算，所以选择了清军。换言之，他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荣华，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盛的主人而已。就像后来，清朝一提撤蕃，他便公然反叛一样，反叛明朝也是为了自己的荣华。
所以说，不论是陈圆圆，还是妲己，将国破的责任怪罪到一个女人头上，不过是为了开脱男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