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标再也站不住，又跪了下去。
慈安说话了：“唉，六爷这段日子，确实是愈来愈不成话，真真是受不了他！”
连一向 “老好人”的母后皇太后也这么说了！
慈禧略略放低了声音，但一字一句：“你们说吧，恭王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我们哪里知道啊？
不但背上，朱凤标额头上也渗出了汗水。
慈禧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你们都是受先帝恩遇的人，不要怕恭王！恭王的四款罪，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哪一款也逃不掉，到底该怎么办，赶快说！”
赶快说——别人可以不说，朱凤标不能不说了，但要他直接“议恭王的罪”，那是打死也不敢的。
于是情急无奈，憋出这么句话：“黜陟大权操之于上，此惟两宫皇太后乾断，非臣等所敢知。”
慈禧心中暗骂：早知道你个老滑头！
她冷笑着说道：“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姐俩‘乾纲独断’，还要你们做什么用呢？再者说了，皇帝总要长大亲政的，到时候他问起来，你们怎么回答？好意思说自个什么责任都没有吗？”
这番话像一座大山般压了下来。
朱凤标的汗愈流愈多，他吭吭哧哧地说道：“臣惶恐，臣是说，事出仓促，请两宫皇太后宽限一些日子，容臣等退下去查明白了再回奏。”
慈禧哼了一声，说道：“也罢了，你们打算怎么查呀？”
朱风标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说道：“大学士倭仁，资历最深，老成望重，请懿旨，可否谕令其主持此事？”
慈禧点了点头，说道：“可以啊，倭师傅讲道学。最是方正公平的。”
朱凤标大喜，心想这下子俺可是摘出来了！
慈禧也是大喜：你总算掉到我的坑里了！
事实上，慈禧心目中主办这个案子的人选就是倭仁，朱风标不过是个“引子”。
因为倭仁是守旧派的首脑，在政治上，是搞洋务的恭王的死敌。
倭仁来办这个案子，一定会秉承上意，将恭王往死里整。
但如果慈禧直接任命倭仁主办弹劾恭王的案子，未免痕迹太著，不能“示天下以至公”。现在经由朱凤标举荐。就没人能说什么了。
至于朱凤标。一心想着赶紧从这场大政争中脱身，管他什么守旧、洋务？
事实上，他也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除了他之外，在京的殿阁大学士。就一个倭仁了。两殿两阁，体仁阁大学士曾国藩现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文华殿大学士、原任湖广总督的官文还在武汉，正和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办交接。
慈禧当然是支持洋务的，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利之所在，新派和旧派暂时联合起来对付新派，这就是政治。
想当初倭仁反对设同文馆，关卓凡向恭王献计。“请他来做一做”，结果逼得倭仁窘迫万状。今天关卓凡在背后和倭仁勾起手来，以昔日之友为敌，以昔日之敌为友，政治之吊诡。令人叹息。
慈颜大怒，恭王获谴，朝野轰动。
大伙儿已经得到消息，这件泼天大案是由内阁来办，于是内阁内外，立即生出无数双窥探的眼睛，大伙儿都想知道，蔡寿祺的折子里到底说了什么？朱中堂到底奉了什么懿旨？恭王到底会受什么处分？
恭王已经“回府待罪”，留在军机处的文祥、宝鋆、曹毓瑛异常尴尬，两宫皇太后将总领中枢的军机处撇在一边，直接找内阁办这个案子，明显是表示对军机处的不信任——也是，谁不知道我们都是恭王的人？
两宫的这种态度，既令他们为恭王发愁，也为自己担心。恭王倒了，他们还能不能呆得住？难说的很了！
尤其曹毓瑛，他比不得文祥、宝鋆，旗下的、底子厚；他若出了军机，仕途也就大致终止了。
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十年寒窗，多少风波，终于坐上这个位子，正准备一展所长，这个时候下去，想一想实在不能甘心。
三个人心里面焦急，却不好离开军机直庐，正有点热锅上的蚂蚁的意思，一个军机章京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从内阁抄来的蔡寿祺的折子的“折底”，递给三位大军机。
三个人围拢在一起看完了，个个面色异常严重，文祥长叹一声：“六爷太莽撞了！”
他的意思是如果恭王看完折子再行进止的话，断不会当面和两宫“闹意气”，事情也就没有那么被动了。
宝鋆和曹毓瑛都深以为然，但事情已经发生，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才能挽回局面？至少不要让局面变得更糟？
军机处毕竟人多嘴杂，不适合商量机密。好不容易等到申时四刻，应该不会再“叫起”了，已经提前预备了一辆马车，文、宝、曹三个同坐一辆车子，一起往恭王府而来。
各自的听差、轿子跟在后面。
路上三人反复商量，定下了一个对应的基本的章程，要努力说动恭王接受的。
到了恭王府，听差刚一投贴，便有王府长吏赶到车前，低声禀报，恭王去了鉴园，临走前留下话，三位大人到了，请到那儿说话。
于是换乘自己的轿子，又折往鉴园。
到了鉴园，主人延入内室，刚刚坐定，恭王便“嘿”了一声，摇摇头，“想不到跌这么一跤！”
这几个人是真正的“自己人”，不需要什么虚头巴脑的安慰的话，沉默了片刻，文祥掏出那张“折底”，递给恭王：“六爷，你先看看这个。”
恭王看着，慢慢地眉头拧到了一起。
终于看完了，闭上眼睛。
睁开后长叹一声：“唉，我好悔！”
他的心境，和文祥之前的意思是一样的：太鲁莽了！
文祥面色凝重，说道：“六爷，还有一件事情，这件案子，上面交给了倭艮峰主持。”
恭王怔怔的，脸上的神情极其复杂，是那种遭到背叛和遗弃而生的、掩饰不住的愤懑和惊惧。
文祥、宝鋆、曹毓瑛之前在路上商量，认为如果真的“会议”“查办”，这份折子里的指责是辩无可辩的。
最要害的是“门包”制度。
三年来历其事的成千上万，难道可以梗着脖子说“没有其事”？就算真这么硬抗，王府的账房里还有明细账呢，难道可以统统销毁？
别的王爷也有别邸，奢华未必在鉴园之下；别人也吃鱼翅，说不定还有更讲究的做法。他们的花销也不是年俸和庄子上的那点租子开支的了，但你总不能说，那谁谁也这么着，为何只查我奕？
“骄盈”，上面高兴的话就是“言语举止偶有失当”；不高兴的话就是“无人臣礼”，“大不敬”。这个不是你能辩解的了的。
同样的道理，不请旨做事，上面高兴的话，叫“勇于任事，不避嫌疑”；不高兴的话，就是“擅权”，“违旨”。
所以，如果真的“会议”“查办”，事情就进了死胡同，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最后的处分，可能比折子里的要求更加严苛，甚至革去王爵。
所以，一切之根本，是不要叫“会议”“查办”发生。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曹毓瑛提出的策略是：恭王主动上书，避开“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款，自认一个“荒唐”，然后请求开去一切职司，“闭门读书思过”。
恭王既已如劾折中要求的“退居藩邸”，就没有理由继续“会议”“查办”。打消了这个锋头后，联络王公朝臣地方督抚，为恭王求情，要求恭王复出。
这叫“避重就轻，以退为进”。
文祥、宝鋆都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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