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期，在经历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辉煌之后，政治局势逐渐发生变化，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开始浮现并日益严重，成为影响东汉王朝命运走向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与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汉中后期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为王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外戚专权导致朝政混乱、王莽篡汉的历史教训，对外戚势力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他在政治上削弱外戚的权力，不给予他们过高的官职和过大的政治影响力，严禁外戚干预朝政事务。例如，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对外戚子弟的晋升设置了严格的门槛和审查机制，防止他们凭借家族背景轻易进入权力核心。在经济上，刘秀虽给予外戚一定的优厚待遇，但也避免他们过度聚敛财富，形成庞大的经济势力。这些措施在刘秀统治时期有效地遏制了外戚势力的膨胀，使得东汉初期的政治保持了相对的清明与稳定。
然而，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皇帝大多幼年即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汉和帝刘肇即位时年仅十岁，由于皇帝年幼无法亲政，按照惯例由皇太后临朝听政。而皇太后往往依赖自己的家族成员来协助处理朝政，于是外戚势力借此机会迅速崛起并掌握了实际权力。和帝时期，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被任命为侍中，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窦宪为人骄横跋扈，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朝廷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将大量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庞大政治集团。例如，他的弟弟窦笃、窦景、窦瓌等皆在朝为官，他们相互勾结，肆意妄为，不仅在政治上专权擅政，还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占土地、掠夺财富，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百姓苦不堪言。窦宪更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在战争中，窦宪虽取得了一些胜利，如在稽落山之战中大败北匈奴，勒石燕然，但他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和炫耀武力，而非真正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边疆的稳定。战后，窦宪的权势更是达到了顶峰，他的地位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窦宪的专权跋扈，年幼的汉和帝刘肇逐渐意识到了危机。但由于朝廷内外皆被窦氏党羽所控制，他难以找到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和帝身边的宦官郑众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郑众为人机敏聪慧，对和帝忠心耿耿，他深知窦宪的专权对皇帝和国家的危害。于是，和帝与郑众秘密商议，制定了铲除窦宪的计划。他们利用窦宪出征归来回京述职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郑众率领禁军迅速控制了皇宫和京城的要害部门，将窦宪的党羽一网打尽。随后，汉和帝下令收缴窦宪的兵权，将他贬为庶人，并迫使其自杀。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受到牵连，或被处死，或被流放，窦氏外戚集团就此覆灭。这场政变成功地夺回了皇权，郑众因功被封为鄛乡侯，成为东汉历史上第一个封侯的宦官。从此，宦官开始登上东汉政治舞台的中心，与外戚势力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权力制衡关系。
汉和帝之后，殇帝刘隆即位时仅百余日，邓太后临朝听政，邓氏外戚再次掌握朝政大权。邓太后的兄长邓骘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在处理朝政时相对较为谨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局势，如推行节俭政策、减轻百姓负担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邓氏家族在权力的长期熏陶下，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专权的迹象。例如，他们在官员选拔任用方面开始偏向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亲信，对一些反对他们的声音进行打压。邓太后去世后，安帝刘祜亲政，他对邓氏家族的专权行为心怀不满，于是与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对邓氏家族进行了清算。邓骘等邓氏家族成员纷纷被罢官、处死或流放，邓氏外戚集团宣告覆灭。
安帝亲政后，阎皇后得宠，阎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阎皇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兄长阎显等人相互勾结，在朝廷中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他们诬陷太子刘保，致使刘保被废为济阴王。安帝去世后，阎显等人拥立北乡侯刘懿为帝，但刘懿在位仅数月便夭折。在这一过程中，宦官孙程等人不满阎氏外戚的专权行为，他们发动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为帝，是为顺帝。顺帝即位后，阎氏外戚集团被铲除，孙程等宦官因功被封侯，宦官势力进一步壮大。
顺帝时期，梁皇后被立，梁氏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梁皇后的父亲梁商被任命为大将军，他在初期还较为谦逊谨慎，注重招揽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朝廷的稳定。但梁商去世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梁冀为人残暴凶狠、贪婪无度，是东汉外戚专权的典型代表。梁冀在朝廷中独断专行，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以往的外戚。他肆意任免官员，只要是不顺从他的人，都会遭到他的迫害。例如，太尉李固因反对梁冀的专权行为，被他诬陷下狱致死。梁冀还大肆搜刮财富，他的府邸奢华无比，其财富数量惊人。在他的统治下，东汉的政治陷入了极度黑暗的境地。顺帝去世后，梁冀先后拥立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为帝，他通过操纵皇帝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质帝刘缵因不满梁冀的专权，称他为“跋扈将军”，梁冀竟派人将质帝毒死。桓帝刘志即位初期，也对梁冀的专权无可奈何，只能隐忍度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桓帝对梁冀的专权越来越不满，他决定效仿和帝，借助宦官的力量来铲除梁冀。桓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他们率领禁军突然袭击梁冀的府邸，梁冀自知大势已去，被迫自杀。梁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受到牵连，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梁氏外戚集团被彻底铲除。单超等五名宦官因功被封侯，史称“五侯”，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
东汉初期外戚与宦官专权的现象呈现出一种交替循环的特点。每当外戚势力专权到一定程度，威胁到皇权时，皇帝往往会借助宦官的力量来铲除外戚；而宦官在帮助皇帝取得胜利后，又会因功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从而导致宦官专权的局面出现。这种循环往复的权力斗争使得东汉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不安，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不断，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效率和行政执行力，国家的政治治理陷入了混乱。
在经济方面，外戚与宦官专权时期，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外戚和宦官及其党羽们通过强占土地、掠夺财富、垄断商业等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而广大百姓却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例如，他们在各地强占大量良田，迫使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地主的佃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他们对商业的垄断也使得商品流通不畅，市场秩序混乱，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这种经济上的混乱与破坏，导致东汉的社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日益减少，进一步削弱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在社会层面，外戚与宦官专权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他们的专权行为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普通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由于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为，官场腐败现象盛行，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攀附权贵，而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这种情况下，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要承受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还要遭受外戚和宦官及其党羽的欺压与剥削。例如，在一些地区，外戚和宦官的爪牙们横行乡里，抢夺百姓财物，强占民女，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这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如黄巾起义等，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使东汉王朝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
东汉初期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是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缺陷和权力制衡失衡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揭示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当皇帝年幼或软弱无力时，外戚与宦官势力极易利用这种权力真空来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治黑暗、经济破坏和社会矛盾激化。这也为后世封建王朝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要注重建立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类似的权力专断现象再次发生，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