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这天上午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重点是听取有关工作人员对前段时间全县饮水工程的调查报告。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着实让人吓了一跳。
工作组负责调查的同志，在简阳和何少坤两人的亲自指挥下，一直保持低调，保密工作也做得十分到位。何少坤当初在给工作组的同志做行动前的工作布置和分配报告时就强调，每个工作组出去后，一定要加强自身纪律要求，严守组织纪律。并且明确表示，这次工作组随行带有专门负责内部纪律检查的小组，该小组不公开姓名和人数，直接向县纪委负责。
这一布置无形中加大了对调查小组成员在纪律方面的震慑与约束。尽管小组刚开始工作时，有人半信半疑，加上县里打招呼的人众多，彼此之间又存在一些难以言明却在平时颇为重要的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通风报信或无意泄密的违纪事件。但在何少坤这位冷面领导快速且强硬的处理下，调查小组开始工作仅一周，就连续查处了六名小组成员，其中还有两名是副处级领导干部。
虽然根据情节轻重，最重的不过是停职检查，较轻的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但这对调查小组的震动极大。在后续工作中，纪律得到了明显加强。
根据调查组的报告，全县九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采用虚报实销、钱账两套或互相冲抵的方式截留资金、违规挪用的情况。并且在大量工程中，通过领导指定的方式确定承建方，一大批无资质、无设备、无技术，不具备施工能力的人承建了乡村的饮水建设工程。而这些工程中的大量账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涉及金额高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二十六万元。何少坤强调，这仅仅是已查出的部分，言外之意，还有未查到的死角或盲点。
其次，在向农民集资过程中，采用白条代替收款凭证的现象极为严重。他们没有按照县委规定给予农户集资凭证，这间接或变相地剥夺了农户在后续饮水工程中分红以及由政府返还集资款的权利。这是一种严重欺骗老百姓、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恶劣行为，已查实的涉及金额共三十四万余元。
此外，还存在非法使用司法和公安等专政工具的现象。全县接到的投诉有十六起，在调查组调查过程中又接到并查实的共有三十八起，其中非法拘留二十三人\/次，九人被殴打致残致伤……
报告完毕后，何少坤说：“现调查组已完成对账面的稽查工作，特请示县委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何少坤不带感情色彩、冷冰冰的口吻，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为之一寒，会场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半晌，郝建国按捺不住，率先发言：“我看这件事我们得重新慎重讨论一下。怎么查、查到什么程度，这不难，我们有经验丰富、业务能力突出的纪检和财务审计同志。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就相当严峻了。也许我这么说，大家可能有不同意见。但别忘了，工作是需要人来做的，错误和成绩往往并存。如何正确评价和对待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下面干部和同志的工作信心、积极性以及热情。如果处理不好，可是会造成全县基层工作的不稳定啊。当然，我说这些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错一定要处理、要教育，但更要注意影响和稳定。毕竟这涉及到全县的九个乡镇，我们不能不先检讨自己，再去检讨这件事。”
郝建国这些话紧紧抓住“法不责众”和“欲速则不达”这两点，在座的常委们都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也都感到棘手和被动。
这次查处的面确实太大，如果只是一两个乡镇的问题，处理起来会简单有效得多。但现在涉及到所有乡镇，要是真把所有人都处理了，那肯定会出乱子。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简阳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古川宾馆的总经理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在电话里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又赶紧将这个电话内容转告给了卞奎。
卞奎接到电话后，坐在椅子上思考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电话内容告知在古川的胡老，让他来决定如何处理。在卞奎心里，这个电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他吩咐那位总经理给通风报信的人礼貌性地送去一万块钱。
这是卞奎惯用的手段，他会下大力气广结人缘，然后根据这些人给他提供的帮助，按照不同等级给予相对丰厚的报酬，以期继续获得对方主动的“服务”，这也是卞奎公共关系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顺便提一下，古川宾馆当初并非他直接投资的项目，他也没厉害到能预知自己会在古川开展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只是他和他的那些朋友有大量的钱想通过一些方式花出去，再合法地收回来，也就是所谓的“洗钱”。所以他利用各种关系，在二三级县市进行了大量投资。之所以选择在二三级县市，是因为那里经济欠发达，县市领导对外来投资缺乏警惕和戒备，都是举双手欢迎的态度，这恰好迎合了卞奎的需求。
古川宾馆当初招租，他是从西川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的消息，便让人去租了下来，当时还买了古川的几辆汽车，转手卖给别人，小赚了一笔。但现在这个当初无意的举动，却在今天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帮助和作用，这出乎他的意料。因此，他感慨有些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去名山大川烧香也就越发勤快和虔诚了。
胡老接到这个电话后，只考虑了三分钟，就给郝建国发了条信息：“查勿拦！”
郝建国在会议桌下看到这条信息，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疑虑重重。他很自然和平静地按下删除键，然后从容地把电话放好。
简阳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口说话了。不过，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同志们，我当初在国外求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曾安排我去做过一项调查。他让我到很多公司了解他们新计划或新方案，尤其是变革活动的进行情况，要求我们记录这些活动的全过程，尤其是活动流产的时间点。当时我很不理解，我个人认为对这些活动失败原因的分析和总结更有意义，对我们的帮助也更大。但我导师坚持让我们去做，于是我就去做了。做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新方案、新计划，尤其是革新活动，它们流产的时间点往往在整个计划周期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计划常常在半途因为压力和阻力的出现，就面临被放弃的危险。这个时候，有恒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人，就能赢得胜利的笑容；而摇摆不定的人，往往会选择回避问题、避免矛盾，从而丧失进步的机会。”
简阳说完后，他的目光在会场扫视了一周，所有人都有所动容，一些本来有些犹豫的人，此刻更多地陷入了思考。
简阳耐心地等待了差不多三分钟，才又说：“还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建国初期，中央在讨论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时，主席对打还是不打，是怎么表态的？这个态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的决心，正是这种勇气和决心，帮助我们赢得了直到今天的主动。如果当初我们顾虑重重，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大家想想会出现怎样的局面？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选择：查还是不查？处理还是不处理？这取决于大家对古川六十万百姓今后工作态度的选择，取决于大家对党风建设的选择，取决于大家对自己头上这颗国徽的选择。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这里是我们战斗的岗位，是我们职责的所在，也是我们价值的所在。至于最后将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不来定这个调子，我将写下我的意见在这个纸条上。”
简阳俯身刷刷地写了几个字，然后转身对曾浩说：“曾主任，我把这个条子放在笔记本下，你等大家表决完毕以后再打开当众宣读。”说完，简阳就走出去了。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所有人面面相觑。大家都知道，这是简阳故意回避，他不想用自己特殊的影响力来干涉大家主动的判断和选择，但这也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简阳自己也没想到，这件事最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命运转折和波折。
郝建国也默不作声，他拿笔刷刷地写了几个字，折好后交给了曾浩。
曾浩接过来，把纸条拿在手上并没有打开，站在会议桌的一侧说：“那么我们现在就表决一下，各位领导看怎么样？”
所有人都不由坐正了身子，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李书记咳嗽了一声，说：“既然简书记和郝县长都选择了不干扰大家的表决，那么我们就尊重他们的决定。各位常委，如果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举手表决，究竟是继续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并严肃处理，还是考虑到基层工作的稳定区别对待。”
常委们沉默了很久，半晌，组织部的黄部长才说：“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没提，那就是快开党代会了，而这些干部们全是党代会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们被卷入这件事情里面，那么对党代会的召开会不会有影响？”
李书记啪的一声拍了桌子，组织部是他的老单位，黄部长也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说话比较重：“什么狗屁逻辑！查问题就不能开党代会了？这样查出来的党员本来就是党的耻辱，根本不配做党员。”话出口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语气太重，而且在常委会上这样发言确实不太合适，所以他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了。
最后的表决结果出来了，除了三票弃权，其他人全部投了同意查清问题并严肃处理、澄清党建工作的意见。
曾浩打开了郝建国的纸条，念道：“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开展所有工作的有力保证，端正工作态度、严肃工作作风，也是党和中央对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放在我们所有工作的首要地位，对于干部出现的问题，要严肃、客观、认真地处理。同时，也要注意做好干部的教育工作和处理的方式方法。”念完后，所有人的眼中都闪过一丝意外，因为按照郝建国在会议上的表态，他应该是和简阳持不同意见的那部分人，最少他也会选择弃权。但很快，所有人又似乎明白了郝建国表态的原因。
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郝建国是顾全县委一二把手的团结和统一，维护领导班子的威信，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对郝建国多了一丝好感和尊重。当然，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曾浩接着打开简阳的纸条：“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我党纯洁的优良传统。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一个党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积极面对并严肃处理。”
会议室中大家表情复杂，但决议却非常明确地作出了。大家知道，古川也许就要迎来一场大风暴了。
孙震国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会议刚刚结束半个小时，就有人给他打电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脑子顿时先是一懵，接着便是恐慌，但随即这些恐慌全部化成了一股怒气。
他抓起电话，气势汹汹地对里面吼道：“召集全乡所有干部到会议室来开会，还有各村的支书和主任。”说完，他就把电话狠狠地砸了下去。
他解开自己脖子上的衣扣，双手叉在腰间，在办公室里像一头困兽一样来回踱步。
等到了会议上，他连坐都没坐下，就那样站在会议桌的前端，手撑在台面上，声音咆哮着吼出来：“我们要倒大霉了！知道吗？县里现在要卸磨杀驴，他们叫我们搞饮水工程，结果饮水工程出了问题，他们就要拿我们出气了。你们大家说说，为了这个饮水工程，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了多少天？现在县里说我们干错了，我们有问题了。我们哪里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以前不都是这么干工作的吗？我告诉你们，我孙震国是个活人，也体谅你们是活人，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只管干，不要吃饭休息啊？不过就是机器，它也要电也要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工作中要不要吃点饭？要不要老婆孩子？要不要老娘？这些要不要钱？还有你们的医保，你们的车费、差旅费，这些要不要报？这些不都是乡里帮你们在想办法，县里什么时候管过这些？”
有时候，人们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尤其是在心里有气的时候，那份激动很容易就会被点燃成冲动。在孙震国长达半个小时声嘶力竭的叫嚷中，这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乡干部们很快就群情激愤。
他们喊着：“让他们查，我们带上老婆孩子到县委吃饭去。”
他们喊着：“让他们查，我们不干了，让他们去搞计生去。”
这样的情况在全县范围内迅速被有组织地扩散开来，夹杂着各种情绪、各种目的的人在其中积极活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