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第一功臣，也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谋士。他长相丑陋但才华出众，以 “磨穿铁砚” 的决心进士及第。他两次执政，协调各方关系，稳定内外局面，体现了出众的政治谋略。另一方面，他因主张割让燕云十六州，导致中原汉族在四百多年间被北方胡族压制，被称为万世罪人。
他就是为一世枭雄哭出一个王朝的绝世宰相——桑维翰。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洛阳人，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功臣、宰相，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谋士。
桑维翰出身平凡，父亲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这样的家庭背景虽未给他带来泼天的富贵，却也让他自幼浸润在一个略通文墨、知晓世事的环境之中。桑维翰自幼聪颖，擅长词赋，但长相丑陋，身短面广，在人群中格外扎眼，常遭他人侧目。
但桑维翰并未因此自惭形秽，反而对着镜子，目光灼灼，发出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的豪言。《旧五代史·桑维翰列传》记载：“维翰身短面广，殆非常人，既壮，每对鉴自叹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辅之望。性明惠，善词赋。”在桑维翰心中，相貌不过是皮囊，真正能定乾坤、安社稷的，是藏于胸臆间的韬略与抱负，他立志要成为宰辅之臣，在这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成就不世之功。
后来，桑维翰踏上科举之路，本以为能凭满腹经纶一展身手，却不想因主考官嫌弃 “桑”姓与“丧”同音，认为不吉利，而被无情黜落。这当头一棒，打得桑维翰一蹶不振，可桑维翰岂是轻易言弃之人？他愤恨之下写了《日出扶桑赋》，以磅礴的文辞、豪迈的气势抒发自己的志向，犹如一只被困浅滩的蛟龙，虽遇困境，却依然渴望翱翔九天。不仅如此，他目光坚定，铸了一方铁砚，掷地有声地宣称：铁铸的砚台磨穿了，我才改变自己读书求仕的志向。那沉甸甸的铁砚，是桑维翰决心的见证，他要用日复一日的苦读，将其磨穿，让世人知晓他的恒心与毅力。
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三年。桑维翰终于进士及第，据说这是他父亲桑拱请求张全义帮忙的结果。
公元931年，后唐长兴二年。后唐明宗的驸马石敬瑭出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桑维翰被石敬瑭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石敬瑭调任河东、成德等地节度使，桑维翰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
后唐末年，政治腐朽，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各方势力倾轧不休；朝外藩镇割据，骄兵悍将们拥兵自重，对中央号令阳奉阴违，百姓在苛捐杂税与战火纷飞中苦不堪言，卖儿鬻女、流离失所者随处可见。石敬瑭在乱世中手握重兵，渐生异志，他望着摇摇欲坠的后唐江山，心中盘算着自己的出路。
公元936年，后唐清泰三年。后唐末帝李从珂怀疑石敬瑭在太原拥兵自重，图谋不轨，他听从薛文遇之建议，下令石敬瑭移镇郓州。石敬瑭深感自身处境危险，如芒在背，他向将佐们问计之时，众人皆畏惧不敢言。桑维翰敏锐地察觉到天下大势即将巨变，他与刘知远挺身而出。桑维翰与刘知远力劝石敬瑭不仅要违抗李从珂的命令，而且还要起兵夺位。
面对石敬瑭与李从珂双方明显的实力差距，桑维翰更是提出了联络契丹之策，建议石敬瑭拿出真心，放下身段去侍奉契丹主耶律德光，请求耶律德光发兵援助，这样大业就能够成功。《资治通鉴》记载：“契丹主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
在桑维翰看来，当下形势危急，后唐朝廷既已对石敬瑭心怀恶意，主动示弱求饶绝非长久之计，唯有与契丹结盟，方可在乱世中寻得一线生机。石敬瑭听后，心中虽仍有犹豫，但在桑维翰的极力劝说下，也开始倾向于这条险路。
同年，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叛，并让桑维翰起草了向契丹称臣的表文，表文中的内容惊世骇俗：事成后割让幽云十六州，石敬瑭愿称 “儿皇帝”，以侍奉父亲的礼节对待耶律德光，并誓言永不背弃。
此表文一出，石敬瑭帐下诸多将领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之举，将使华夏大地门户洞开，后患无穷。就连石敬瑭的另一位谋主刘知远都觉得过分，刘知远政治眼光长远，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他极力劝阻石敬瑭。然而，此时的石敬瑭已经失去了理智，在他眼中，个人利益远比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重要。于是，石敬瑭不顾刘知远的忠言，毅然决然地送出了桑维翰写的表文。耶律德光看后欣喜若狂，觉得真是天助自己，于是约定八月以后倾国来援。
石敬瑭举兵叛乱后，后唐朝廷迅速反应，派张敬达率五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攻打晋阳。石敬瑭的军队初战不利，陷入苦战，晋阳城中人心惶惶。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桑维翰再次展现出非凡的决断力，他建议石敬瑭坚定降附契丹的决心，并亲自奔走联络。当得知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在暗中贿赂耶律德光，妄图使契丹转而支持自己称帝时，石敬瑭惊恐万分，唯恐契丹倒戈。桑维翰挺身而出，星夜奔赴契丹大营。
在契丹大营中，桑维翰不顾尊严，跪于帐前，从清晨直至日暮，涕泪横飞，向耶律德光力辩援石敬瑭之必要。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向耶律德光描绘出一幅契丹扶持石敬瑭称帝后，能从后晋获取无尽财富与利益的美好图景。《旧五代史·桑维翰列传》记载：“跪于帐前，自旦之暮，涕泣争之。契丹乃从之。”随即，耶律德光亲率契丹大军，协助石敬瑭解了晋阳之围，并一路势如破竹，帮助石敬瑭建立了后晋。桑维翰的这一举动，虽然帮助石敬瑭暂时稳固了政权，但也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
石敬瑭称帝后，桑维翰因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不久，杨光远杀张敬达，归降石敬瑭，晋安寨陷落，后唐灭亡已成定局。在耶律德光的要求下，石敬瑭又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权知枢密使事，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号。一时间，桑维翰位极人臣，荣耀加身，实现了年少时“公辅之望”的梦想。
后晋建立之初，桑维翰凭借拥立之功，位居宰辅，朝堂之上，他一言九鼎，成为后晋政权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在治国理政方面，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与远见卓识。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桑维翰向石敬瑭提出“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内政外交方针。
在对外政策上，他极力主张与契丹维持良好关系。后晋政权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契丹贵族的帮助，而当时契丹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足以影响中原政局。后晋建立之初，国家势力较弱，不足以与契丹抗衡。因此，桑维翰建议石敬瑭采取卑辞厚礼的政策，以维持与契丹的和平关系。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为后晋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在内政方面，桑维翰重视军事、经济、用人等多个方面，为后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重视军事建设，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也注重经济发展，鼓励农业生产，开通商路，以丰富国家的财富。他还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这些措施的实施，稳定了中原的局势，巩固了草创的后晋政权。
后晋虽在石敬瑭与桑维翰的经营下初立根基，但外有契丹如虎视眈眈，内有朝堂暗流涌动，桑维翰身处权力中心，周旋其中，心力交瘁。
契丹以 “父皇帝”“上国” 自居，对后晋予取予求，不断索要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稍有不满便陈兵边境，以武力相威胁，后晋上下敢怒不敢言。桑维翰身为宰辅，深知契丹的威胁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求一时和平，只能极力安抚，在契丹使者面前卑躬屈膝，言辞极尽谄媚，以换取短暂的安宁。他多次劝谏石敬瑭不可与契丹轻易交恶，在国力未盛、羽翼未丰之时，需忍辱负重，避免兵戈相向，以免生灵涂炭、社稷倾颓。
然而，桑维翰的这一主张却遭到朝中诸多势力的反对。以景延广等为首的武将集团，对契丹的傲慢无礼早已满腔怒火，他们耻于向契丹称臣纳贡，认为这是对华夏尊严的践踏，力主强硬对抗，以战止战，恢复中原王朝的赫赫威名。朝堂之上，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矛盾日益尖锐。
在地方，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未因后晋的建立而彻底改变，各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心怀鬼胎。他们有的暗中与契丹勾结，妄图借助外族势力扩充地盘；有的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截留赋税，私蓄兵力，时刻准备在乱世中浑水摸鱼。桑维翰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任、分化、打压等，但这些举措触动了藩镇的既得利益，引发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弹，叛乱此起彼伏，让桑维翰应接不暇。
公元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范延光投降。在平叛期间，主将杨光远多次提出非分之请，屡被桑维翰依法抑制，杨光远起初不知情，向宣徽使刘处让抱怨，刘处让因桑维翰等兼任枢密使侵蚀其权力而对其不满，所以就向杨光远透露都是桑维翰等宰相在暗中阻止。于是在平叛之后，杨光远秘密上表向石敬瑭述说桑维翰等宰相的过失。石敬瑭虽然内心知道其中缘由，但杨光远毕竟手握重兵，所以顺从其意，罢免桑维翰和李崧枢密使的兼职，分别加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的虚衔。
桑维翰知道石敬瑭忌惮天雄节度使杨光远的势力，请求分割天雄军的兵马，加杨光远太尉虚衔，调任西京（洛阳）守兼河阳节度使，得到石敬瑭的采纳，杨光远由此心怀不满。
公元939年，后晋天福四年。杨光远上疏弹劾桑维翰“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洛阳、开封），与民争利”。石敬瑭迫于其压力，外放桑维翰为彰德军节度使（治相州），并检校司空、兼侍中。次年，桑维翰调任泰宁节度使（治兖州），加检校司徒。
公元941年，后晋天福六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请求联合吐谷浑等部共击契丹，桑维翰料定其必反，担心石敬瑭难以拒绝安重荣的请求，便上书力言击契丹的“七不可”，并请石敬瑭巡幸邺都（魏州），以填补邺都留守刘知远不在任上之缺，防备安重荣。石敬瑭览奏后恍然大悟，听从其建议，于八月巡幸邺都。十二月，安重荣果然起兵，被迅速镇压。
在这场内外交困的政治漩涡中，桑维翰既要应对契丹的无理要求，又要与朝中的反对派周旋，还要平息藩镇的叛乱，殚精竭虑，却难以挽回后晋江河日下的颓势，他的政治生涯也在这重重困境中逐渐走向末路。
公元942年，后晋天福七年。桑维翰获加检校太保，加特进，封开国公。同年，桑维翰来邺都谒见石敬瑭，改授晋昌军节度使（治京兆府）。桑维翰出任晋昌军节度使八天后，石敬瑭忧郁成疾病逝。石敬瑭死后，他的养子石重贵继位，加桑维翰为检校太傅。
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石重贵将桑维翰召还中央，任侍中、监修国史。
石重贵这位少帝年轻气盛，不满于向契丹称臣纳贡的屈辱地位，在景延广等强硬派的怂恿下，逐渐改变对契丹的政策，只称孙而不称臣，试图以此找回些许尊严。桑维翰虽极力反对与契丹彻底决裂，多次上疏陈述利弊，恳请石重贵维持与契丹的修好关系，避免兵戈相向。然而，此时的朝堂已非他所能掌控，他的意见被石重贵与景延广等人视作软弱，置之不理。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愈发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公元944年，后晋开运元年。以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投契丹为契机，耶律德光大举南下，虽在澶州之战中被击退，但仍给后晋造成不小的冲击与损失。在这段期间，所有军机要务都由景延广主持，桑维翰等宰相完全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战后，景延广成为众矢之的，桑维翰先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说服石重贵将他外放西京；又指使自己的党羽中受到石重贵宠幸者向石重贵进言：“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恢复枢密院，升桑维翰为中书令，再次兼任枢密使。
同年，桑维翰获加弘文馆大学士、太子太傅，并受封为魏国公。桑维翰第二次掌权期间，石重贵对他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桑维翰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一次性调动十五名节度使防备契丹，无人敢抗命，其胆略为时人所服。
然而，随着权力的日益膨胀，桑维翰渐渐迷失在权力的漩涡之中。四方官员为求仕途顺畅，纷纷向他奉上奇珍异宝，起初他还略有推辞，到后来，竟坦然收受，广受贿赂。他家的库房之中，金银堆积如山，珠玉宝器琳琅满目，奢华程度令人咋舌。
他的这一行为，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弹劾之声不绝于耳，那些曾经对他心怀敬仰的清廉之士，也不禁摇头叹息，痛心疾首。再加上桑维翰与石重贵的宠臣李彦韬、冯玉有隙，两人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作罢。桑维翰听说后，请求让冯玉当枢密副使。
公元945年，后晋开运二年。石重贵直接任命冯玉为枢密使，分桑维翰之权。后来，桑维翰提议罢免或调离跋扈的顺国节度使杜威，被石重贵拒绝。桑维翰知道自己再次被疏远，便不再谈及国家大事，借口足疾而请求辞位。
同年，冯玉被提拔为宰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完全取代了桑维翰的地位，与桑维翰冲突更甚。桑维翰在正旦将至之际派女仆入宫问候太后起居，顺便问及皇弟石重睿是否读书，要为他选择师傅教导。当时正在患病的石重贵听到这话后，转述给冯玉，冯玉提醒说桑维翰有废立之意，石重贵便对桑维翰疑心倍增。李守贞、冯玉、李彦韬趁机加紧排挤桑维翰，认为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便向石重贵提议以桑维翰代赵莹为开封尹，赵莹接任中书令。桑维翰从此称自己有足疾，很少进宫朝见，也杜门谢客。
桑维翰被边缘化以后，石重贵继续采取对契丹的强硬政策，拒绝按契丹要求派景延广和桑维翰到契丹解释情况，导致兵连祸结。
公元946年，后晋开运三年。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主帅，率十万大军北伐契丹。杜重威本就心怀异志，在战场上竟率军投降契丹，还引狼入室，致使契丹铁骑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后晋都城开封。
公元947年，后晋开运四年。后晋因杜重威投降而被契丹灭亡。在杜重威投降前夕，桑维翰听到契丹兵锋已至恒州滹沱河上的中度桥的消息，十分焦急，请求谒见石重贵，提议御驾亲征以稳固前线军心，但石重贵正在苑中调鹰，拒绝接见，他又上门找宰相赵莹、李崧、冯玉等人，他们都对桑维翰的建议不以为然。
桑维翰对自己的亲信说：“如果是天命未改倒也罢了，光看人事的话，晋国就要灭亡了。”
果然宋彦筠兵败、杜重威等诸将投降，都城开封被降将张彦泽攻破。有人劝桑维翰逃离开封，桑维翰说：“我身为一国大臣，能逃到哪里去？”随后他被张彦泽拘禁。
同年，桑维翰被张彦泽派壮士缢杀，时年四十九岁。这位在五代乱世中曾叱咤风云的人物，就此落幕。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议从未停歇。
在传统史观的审视下，桑维翰最为人诟病之处，便是他力主割让幽云十六州。这片广袤的土地，北起长城沿线，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囊括了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涿（今河北涿州）等诸多战略要地，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幽云十六州地势险要，山峦起伏，长城横亘其间，控扼着北方的交通要道，进可攻、退可守，犹如中原的北大门。一旦失去此地，北方铁骑便能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中原腹地，黄河以北的千里平原再无险可守，百姓直接暴露在胡马的铁蹄之下，陷入无尽的战乱与苦难之中。此后数百年间，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南下，凭借幽云十六州的地利，肆意侵扰中原，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原王朝被迫处于被动防御的劣势地位，历经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方才在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时，重新夺回这片失地。
桑维翰力主割让幽云十六州，无疑是将中原大地推向了深渊。从这个角度看，桑维翰是民族的罪人。他成就了一个“儿皇帝”，却丢失了一片好河山，让华夏大地蒙羞，百姓遭殃，其罪当诛，为万世所唾弃。
然而，若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五代那个乱世的漩涡中心，又能看到桑维翰的另一番面貌。五代十国，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战乱频仍，百姓渴望的是一个能结束乱世、带来安定的政权。桑维翰辅佐石敬瑭建立后晋，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原地区暂时摆脱了混乱的局面，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他执政期间，重视农桑，轻徭薄赋，百姓的生活相较于战乱时有所改善；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使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升；他打破传统观念，发展商业，为国家开辟了新的财源，为后晋的稳定与发展付出了诸多努力，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与治国方略。
站在更高的历史维度审视，桑维翰的一生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人性与时代的复杂。他身处乱世，面临着艰难抉择，一方面是个人的政治抱负与理想，渴望在乱世中建立不世之功，成为宰辅之臣，名垂青史；另一方面，是残酷的现实，中原王朝的衰败、石敬瑭的野心以及契丹的强大威胁，迫使他在道德与生存、短期利益与长远国运之间权衡取舍。他的选择虽有失大义，却也是时代裹挟下的无奈之举。
桑维翰的一生，是个人野心与时代困境碰撞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无奈写照。站在历史的长河彼岸回望，桑维翰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对人物是非功过的评判，更是对乱世政治、民族气节、历史抉择的深刻反思。他提醒着我们，在追逐权力与梦想的道路上，不可因一时之利，出卖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历史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历史都有着复杂的成因与多面的呈现，唯有全面、深入地探究，才能汲取其中的智慧与教训，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