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字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年）。在一系列宫廷变故之后，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继位资格后，李治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随后，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随着太宗李世民的离世，李治顺利继承了帝位，成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对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谦，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立为后。显庆二年（657 年），定都洛阳，名曰“东都”，通过迁都就粮之策解决粮食问题。
辅政大臣相继离世后，李治刚愎自用，拒纳谏言，“朝野上下皆对进言讳莫如深，无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见”，以致忠臣良将忧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势，史称“先贤而后愚废”；同时，大肆兴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万民厌恶劳役，怨声载道”，“天下人无不失望”。显庆五年（660 年）起，李治时常头晕目眩，难以处理政务，遂让武后参与政事。
李治在位期间，先后剿灭西突厥（657 年）、百济（660 年）、高句丽（668 年），使唐朝疆域扩至最大。然而，自咸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缩小；同时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失利，失去朝鲜半岛；又因听信谗言杀害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东突厥叛离唐朝，建立后突厥汗国，连年侵扰唐朝边境。
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高宗李治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和仁慈，与兄弟们相处和睦。他最早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有一次，唐太宗问他，《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回答说：“孝道最为重要，从小侍奉父母，长大后忠于君王，最终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朝堂上为国尽忠，回到家中则思考如何纠正君主的错误，帮助其改正。”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个好臣子。”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时，晋王李治才九岁。他对母亲的哀思感动了身边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从此对他特别宠爱。不久后，李治被任命为了右武侯大将军。
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陷入了储位争夺的风波。太子李承乾为了对抗受到宠爱的四弟魏王李泰，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但计划泄露，导致李承乾被废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为新的继承人，李泰甚至承诺将来会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晋王李治，并用此来威胁与汉王李元昌关系密切的李治。
随着事态的演变，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禀报了来自李泰方面的压力与威胁，而被废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乱之举源于对李泰觊觎储君之位的深切忧虑。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让唐太宗深刻认识到皇子们争夺皇位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于两仪殿召开的朝会上，面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达了他的沉重心情，说道动情处，甚至想拔剑自刎。长孙无忌等大臣连忙上前劝阻。并一致认为，应选择性格温和且忠诚可靠的晋王李治为新的储君，以此来稳定朝局，避免进一步的纷争。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为皇太子，并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参与决策过程，以此锻炼他的领导能力。唐太宗多次公开表扬李治的能力，显示出对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举措
在唐太宗统治末期，辽东战役的开展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的繁荣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高宗李治于650年正式登基，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区爆发了由陈硕真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标志着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再度激化。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并巩固政权，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实施了一系列减轻民众负担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终止了在辽东的军事行动，及时停止了多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项目。这些决策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对民间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从而赢得了民心，并为新朝代奠定了稳定的基础。通过这些举措，李治展示了他对内政的关注和对人民福祉的重视，彰显了一位明君的智慧与决心。
勤勉政务应对挑战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时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习惯，改为每日举行早朝。这一改变不仅象征着他决心以更加勤勉的态度处理政务，也体现了他积极应对国家挑战、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坚定意志。通过每日与大臣们会面，李治能够更及时地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安抚民心，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此举向朝廷内外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新皇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勤政爱民的理念，为国家的繁荣稳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维护稳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袭了太宗时期的政策，继续重用如李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资深重臣。这些老臣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撑朝廷稳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续了太宗时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现贞观之治的政治清明与高效。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唐高宗在恢复并维持一个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体系，以此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重现昔日盛世的辉煌。
归还土地和房产赢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项重要诏令，决定将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归还给原主。这一举措体现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致力于纠正过往不当行为、恢复社会公正的决心。通过归还土地和房产，李治不仅希望能够补偿受影响的民众，也意在重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此举赢得了民心，展现了新君主对公平正义的承诺。
善于识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识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贤能之士至重要岗位。诸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内获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韦思谦这样曾遭受褚遂良打压的人才，以及杜正伦这样在太宗时期未获充分重视的贤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通过这些任命，李治不仅展示了他广纳贤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显了他对公正与能力的高度尊重。此举不仅充实了朝廷的人才库，也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
对《贞观律》的修订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长孙无忌等大臣对太宗时期的《贞观律》进行了修订，编撰并发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议》。新文本里不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条文，还引入了新的规定，从而使法律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民众福祉的关注。这部法律不仅成为高宗时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据，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顶尖成就，体现了法律制度的高度成熟与完善，堪称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法律思想和实践的最佳水平。这次对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跟上时代的变化。
同时，唐高宗还加大了在社会上对法律教育的宣传力度，希望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公平的社会。经过细致的调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需求。让每条法律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助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还为民众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生活环境。
改革振兴科举制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重新振兴了科举制度，并在其统治期间显着扩大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规模。这一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显着增加，科举制度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最高级别的官僚机构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举成为了一条重要的入仕途径。
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数。大多数官员依旧依赖于世袭特权或从低级胥吏晋升上来。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资格升迁为正式官员的胥吏数量达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人数仅有22人。这反映出虽然科举制度正在逐步改变官员选拔的方式，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传统路径依然是多数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与推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流动性，也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官僚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变革仍需时日才能全面实现。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的早期，大唐王朝达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峰。那时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们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规，大家共同努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社会经济也非常活跃，商业频繁，市场热闹非凡，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随着权力的逐步转移，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她的决断力和治理能力不仅赢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为她在朝堂内外树立了威信。这一时期标志着武则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日后进一步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圣临朝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她积极排除异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她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的掌权做准备。随着她在政局中影响力的逐渐增强，李治对她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度考虑废黜她的皇后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仪草拟诏书以废黜武后。然而，这一计划很快被武则天得知。她迅速行动，直接向李治申诉辩解，成功地使李治放弃了废后的念头。在这次事件中，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及其家族因涉嫌参与废后阴谋而遭到严厉惩罚，上官仪被处死，其家族也受到牵连。
此事件之后，李治在压制武则天方面失去了主动权。从那时起，每当唐高宗上朝处理政务时，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参与政事决策，史称“二圣临朝”。这种安排不仅象征着武则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标志着她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相当部分的政权。
泰山封禅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领文武百官及庞大的扈从队伍，与皇后武则天带领的内外命妇一同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次封禅仪式规模宏大，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人员还包括来自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等多国的使节和酋长，彰显了唐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禅仪式后，颁布诏书命令全国各州分别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总计358个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场所。这一举措标志着唐代道教宫观营建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唐朝政府对宗教支持的具体体现。学者们指出，尽管唐高祖和太宗时期尊崇道教，但并未大规模增置道观，真正开始大规模建设道观的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
设立安东都护府
总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将李积攻破高丽，占领平壤城，并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随着高丽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并分置四十二州进行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唐朝的领土和行政控制范围。这次军事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也体现了唐高宗时期的强大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
加号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颁布诏书，尊崇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在此背景下，武则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项建议：鼓励农业与丝绸生产，减轻赋税和劳役；恢复三辅地区的土地给农民；停止战争，以德治国；限制奢侈品的制作；减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节省人力物力；扩大言论自由；防止谣言传播；要求王公贵族学习《老子》；在父亲健在的情况下，子女应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对于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勋官称号的人不再追查核实；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以及为长期任职但职位未达其才能水平的官员提供晋升机会。高宗对这些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实施。
然而，由于历史记录的局限性，关于这些建议实施后的具体效果难以做出准确评估。同时，随着高宗健康状况的恶化，武则天凭借其政治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权逐渐向她手中转移。
建造奢华上阳宫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宫廷成员前往洛水北岸游玩，此地地势较高，提供了极佳的远眺视野。受到这次出行的启发，李治命令韦弘机在此建造了一座名为上阳宫的宫殿。该宫殿占地面积约8平方公里，据记载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的皇宫之一，享有“万方朝觐”的盛誉。不过，对于上阳宫过于奢华的问题，狄仁杰曾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规模过于宏大。
尊子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游览洛阳西苑的合璧宫。不幸的是，在这次出游期间，李弘在绮云殿遭遇不测，据传因误饮毒酒而亡，享年仅二十四岁。这一事件震惊了朝廷和民间，李治对爱子的突然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为了表达对李弘的深切哀悼与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父亲追尊儿子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礼隆重安葬李弘于洛阳郊外的唐恭陵，并且按照皇帝的标准修建陵墓。他还下令百官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并亲自撰写了《睿德纪》碑文，立于恭陵旁侧，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规模宏大，耗资巨大，远超之前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寝，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壮观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劳役繁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极端行动，如向督造官员投掷石块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