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1966年5月7日
上海
时间已经是下半夜了，钟立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折腾得老婆都醒了，不满地踹了他一脚。
他索性起身，披上棉袄，趿拉着鞋子坐到外屋抽闷烟，历史的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
他原名陈同甫，是1938年参加军统举办的“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的，这个班后来有了一个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军统临澧训练班，堪称军统的“黄埔军校”，它的班歌后面甚至成为了军统局的局歌。因为外表孔武有力，入了行就干行动。训练班结业后，先被分配到“忠义救国军”苏浙别动队，在日本人的后方搞刺杀、爆破等活动，抗战胜利后军统局缩编，他因为有军功被留用了。48年又被保密局分派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那两年是他一生里最得意的时候，追捕地下党、破坏学联、暗杀民主人士屡屡得手，职位也升为了少校组长。保密局里不仅“江山帮”、“广东帮”、“湖南帮”派系斗争激烈，还存在着不成文的鄙视链：搞情报的瞧不起搞技术的；搞技术的瞧不起搞总务的；搞总务的瞧不起搞外勤的。其实，并不是搞行动的不能干，相反在抗战期间，军统行动力量惩治汉奸、刺杀日伪头目、组织敌后游击队都还做的有声有色，让军统名声大噪；抗战胜利后，在破获地下党组织、监视民主人士上也不遗余力；只是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谋略胜于武力，动脑强于动手，只有没有办法了，才采取肉体消灭。因此，行动队员总给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像他这样没根基、没靠山的，又处于鄙视链末端的，只能靠拼死卖力，手上沾上更多的鲜血，才能换来晋升。
可好景不长，“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高官显贵们先是撤往广东和西南，随后又逃到台湾，大厦将倾，小人物们如鸟兽散。为了颠覆新政权，保密局和国民党的其他特务系统都制定了规模很大的潜伏计划。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有建制、成组织的特务小组，人员成分较复杂，以直接从事破坏活动为主；另一类是单线联系的资深特工，往往具备很好的隐蔽身份，级别更高，能力更强，更难以发现，着眼于长期潜伏，企图隐匿在新政权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陈同甫就属于这后一类，为此，他还专门接受了收发报、化妆、密写、爆破、反跟踪等特工技能的培训，并化名钟立元，作为潜伏在大上海的“全能型”谍报员，被保密局寄予厚望，轻易不动用。
原曾想熬个几年，就能由地下浮出地上，晋衔授勋，出人头地，可没想到这一潜伏就是十多年。上海刚解放的头两年，他偶尔还会接到上峰的指令，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对他而言，环境变得风声鹤唳，他也就进入了蛰伏期。
尤其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针对上海斗争环境复杂，潜伏特务众多的特点，采取了大胆逆用的斗争策略，起用了胡均鹤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协助清查各类潜伏及隐匿身份的敌特分子。要说这个胡均鹤也是个人物，他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为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妻子是赵尚志烈士的妹妹赵尚芸，还曾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在上海被“中统”逮捕后叛变投敌，任“中统”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1939年又被汪伪特工逮捕，投靠汪伪政权，先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二处处长、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上海解放之前，胡均鹤又利用其身份重新为党工作，作出过一些贡献。
解放初，胡均鹤为主任的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汇集了一大帮曾在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76号”干过，后向人民政府投诚自首的特务骨干。这些前“军统”、“中统”特务中高层投诚后，立功心切，充分发挥他们情况熟悉的长处，对待以前的部下们毫不手软，搜集整理了1000多条线索，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400多国民党各个系统的特务，缴获电台100多台，对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残余的潜伏特务如惊弓之鸟，要么停止活动，要么向政府自首，丧失有组织的活动能力，除了个别像钟立元这样隐藏较深、单线联系的潜伏特务之外。
当初保密局在布置潜伏计划时也是煞费苦心，为他准备了一套完整的履历材料，安插进上海闸北水厂。闸北水厂是上海历史悠久的自来水厂，民国初年即已建厂，主要供应杨浦、虹口、宝山等地近百万人口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最关键的是保密局在此安插暗桩的罪恶企图：一声令下，即可大规模投毒！
钟立元凭借有些文化，又头脑灵活，手脚勤快，很快成为厂里的技工骨干。这些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处处小心，好在台湾方面一直没有联络启用他，他的生活也就慢慢安定起来，还娶了本厂的女工孙建红为妻，生了儿子。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明年春季儿子就要上小学了。那时国营工厂工人地位高，他们一家三口住着厂里分的房子，工资虽不高但收入稳定，厂里福利也不错，两人又没有其他拖累，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时间一长，看到新政权日益稳固，国家发展越发昌盛，他心里明白，被赶到小岛上的国民党是绝对回不来了。偶尔回想起以前的经历，恍如隔世。这些年，他对台湾方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连当年的老东家改名重组也都不了解，他觉得也许保密局已经放弃当年的这批潜伏人员了，只要没人发现，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生，也是不错的选择。
直到两个多月前，他从厂传达室收到一封发自广东的信件，他脑子里那根弦才重新被绷紧。
信是用以前工友的口吻写的，内容很平常，无非是问候、忆旧、彼此安好之类。当他用药水涂在信纸的背面，看到了给他的指示：“四月十一日上午到上海静安宾馆找香港来的王乾德先生取药，盒内有指示。”
他顿时明白，该来的还是来了，他被唤醒了，平静的生活结束了。
他按照指示准时到了静安宾馆，这里是专门接待外宾的高级宾馆。通过前台，给王先生房间打了电话。很快，一个自称是王先生助理的年轻人来到宾馆大堂，交给他一盒用于治疗糖尿病的针剂，只简单地说是香港的亲戚托王先生带来转交的。
他回到家里，仔细检查了针剂包装盒，揭开里面的衬纸，涂上显影药水，上峰的详细指示赫然在目：左数第三支针剂系毒素，迅速去江苏大丰上海农场除掉黄非。说明书上还有毒素的使用说明和对黄非外貌、年龄的简单介绍。
看着上峰时隔十多年后发来的命令，他内心是抵触的。稳定的工作、融洽的同事、美满的家庭几乎让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接受任务，意味着踏入险境；可如拒绝执行任务，则意味着上峰的制裁，成为下一个黄非；上峰甚至都不用派人来执行制裁纪律，只需把他的档案交给公安局，以他曾经犯下的血债，就足以够得上死刑。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一年多前，他在街上碰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曾经的训练班同窗韩家鸿，现在的名字叫肖重阳。酒桌上一番攀谈，他敏感地意识到韩家鸿极有可能与他一样，是当年潜伏下来的特工，中医师也只是他的掩护身份。他含糊其辞地介绍自己在机械厂搞后勤工作，但从韩家鸿的表情来看，很可能他同样意识到自己是同类人。郁于纪律，也出于防备，两人心照不宣，都没有深入打听。
钟立元心里一亮，专门到诊所找到韩家鸿，想让他去一趟大丰，给他的朋友黄非送点东西，这样既能避免自己以身犯险，又能减少自己暴露的可能，即便事情败露，韩家鸿被捕招供，也未必能找到他。没想到韩家鸿根本不念旧谊一口拒绝。
无奈，他只能自己只身前往农场，好在顺利找到了黄非，并完成了任务。只是在农场的访客登记簿上，他假托了肖重阳的身份。
从大丰回来后，他左思右想，心绪不宁。他不知道那支毒素是什么，也不知道黄非是什么人，总觉得纸包不住火，如果黄非是个重要人物，一旦黄非突然死亡，公安局肯定立案调查，一来二去很快就会追查到肖重阳身上。他非常后悔那天跟韩家鸿喝那顿酒，后悔提出让他去大丰，更后悔曾对他说出过自己现在叫钟立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定干脆除掉现在叫肖重阳的韩家鸿，这样不仅肖重阳就背锅成了杀害黄非的凶手，而且调查的线索中断，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他悄悄在马路对面的小商店监视着诊所，想弄清楚韩家鸿晚上住在什么地方，以便晚上潜入住处下手，可万没想到韩家鸿恰巧来小商店买东西，把他堵个正着，让他十分尴尬，随便找了个借口匆匆脱身。
那天下午，他换了个监视地点，却正看到公安局来人封了诊所进行搜查。虽然没看到肖重阳被抓，他仍大惊失色，知道黄非之死已经惊动了公安局，并已追踪到肖重阳，只得匆匆离开了现场。
两天来，他一直处于惊惶之中，心里反复盘算着应对办法。他知道一旦韩家鸿被捕，就会供出与他见面时说过的话，公安局费点周折不难找到他。可是能怎么办呢？越境跑到香港或台湾吧，自己连边境通行证都没有，别说越境，只怕是还没到边境地区就被抓了；化装出逃吧，又能逃到哪里去？自己原来的亲戚朋友家肯定不行，自己手上又没有多少钱，顶多够支撑两个月；大陆现在是“全民皆兵”，可疑人物都逃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按诊所被搜查的时间计算，公安局很有可能这几天就一定会找上门。
这时，这个曾经的军统行动高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苍凉无力心境，他的上级根本没有考虑到执行任务的风险，根本就没有安排他的撤退途径，只是利用他完成任务后，便不闻不问，任其生死。
昨天他曾抱着一线希望打通了静安宾馆的电话，希冀那个带来毒剂的王先生还在，能想办法把他带走，可是宾馆前台告诉他，王先生在半个月以前就已经退房走了。
他也曾想过横下一条心，在水厂投毒，在被捕前再制造出更大的事件，跟共产党斗个鱼死网破，可台湾方面的冷酷做法让他彻底寒了心，也就打消了念头。
他慢慢踱着步，从门缝里看着熟睡的妻儿，想着自己对无辜的妻子和儿子所造成的影响，心如刀绞；可转念一想，他刚亲手毒杀了黄非，加上解放前在警备司令部二处欠下的血债，包括暗杀一位民主人士和在追捕中直接枪杀一名地下党员，一旦被公安抓获，必死无疑。最终，他下了决心，走一步看一步，决不能坐以待毙。
他掩好里屋的门，拉亮外屋的灯，伏在方桌给妻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嘱咐她，在他出事后尽早改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孩子也可以改姓，想了想，又把最后这句话涂黑了。写完后，找了个信封装好，轻轻压在座钟下。
他穿戴整齐，翻出个旅行包，捡了几件换洗衣服，找出两盒一直没舍得抽的过滤嘴香烟扔进包里，又从抽屉里翻出家里的存折及所有的现金和粮票揣进兜，犹豫了一下，又把存折放了回去。最后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关好门，悄无声息没入黑夜中。
在天快亮的时候，孙建红被敲门声惊醒，迷迷糊糊问道：“谁呀？”
“我，老钟开开门，厂里有急事。”水厂保卫科长的声音。
孙建红迷惑地看看身边空了一半的床，起身趿拉着拖鞋来开门：“来了。”
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蜂拥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