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在各个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不断巩固，男性的处境愈发艰难，犹如陷入了无尽的暗夜深渊，难以寻觅到一丝曙光。他们在性与社会地位的双重枷锁下，苦苦挣扎，内心的愤懑与无奈如同汹涌的暗流，在看似平静的城邦表象之下剧烈涌动。
自城邦兴起以来，女性长老议会便以其睿智和威严牢牢把控着最高权力的缰绳，她们的决策如同一把把巨斧，雕琢出城邦发展的轮廓与路径。无论是城邦的规划建设，还是资源分配管理；无论是外交策略的制定，还是战争与灾害应对预案的筹划，每一个环节都深深烙印着女性的智慧与意志，男性则被无情地排斥在这些核心事务的决策圈之外。
在城邦的建设进程中，女性依据地理环境与资源分布精心布局，男性只能默默听从调配，成为执行建设任务的苦力。城墙的修筑，那是男性挥洒汗水的战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石块，在监工的呵斥下，艰难地将城墙一寸一寸地垒起，而城墙的走向、高度以及防御设施的设计，却全然由女性决定。公共设施的建设同样如此，市场、广场、祭祀场所的布局，男性无从置喙，只能按照女性的规划，将自己的体力奉献其中。
资源分配的天平也决然地倾向于女性一方。粮食的储存与分发制度，由女性长老议会一手制定，男性在丰年辛勤劳作收获的粮食，被严格按照女性的安排入库、出库，自己却无法决定粮食的流向。猎物与畜牧产品的调配，优先满足女性所关注的祭祀、军队以及特殊群体的需求后，才会按照家族和部落的人口比例分配给男性，而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毫无议价之力。珍贵物资如盐、金属等，更是被女性紧紧掌控，只有在女性许可的特定生产、军事或宗教活动中，男性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关键资源，其在资源分配上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
女官体系的存在更是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将男性隔绝在权力执行的核心区域之外。农业女官深入农田，传授耕种技术、组织生产劳作、监督农产品上缴，男性农民只能机械地听从指挥，如同被驱使的耕牛，毫无自主性可言。手工女官在手工业领域引领创新，男性工匠即便有独特的创意与技艺，也需在女官的许可与监管下才能施展，否则便会被视为违规。女卫队长带领的女性卫士维护着城邦治安，男性在治安事务中的参与度极低，一旦违反治安法规，便会受到女性卫士的严厉制裁。女祭司在宗教领域的至高无上地位更是让男性望尘莫及，宗教仪式、神庙事务、神谕解读皆由女性掌控，男性只能作为虔诚的信徒，在宗教活动中扮演着从属的角色，祈求神灵的庇佑却无法深入宗教决策的核心圈层。
在家庭与社会事务的微观层面，男性同样处于边缘地位。家族之中，女性长辈主宰着一切事务。家族成员的教育由女性长辈精心规划，年轻女孩们在女性长辈的悉心指导下学习纺织、烹饪等家庭技能，为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奠定基础；男孩们虽学习狩猎、耕种等技艺，但这些教育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为家族提供物质支持，而并非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与领导能力。婚姻安排更是女性长辈的绝对权力领域，她们依据家族利益和自身标准为年轻女性挑选配偶，男性在婚姻中毫无选择权，只能被动等待被挑选。财产分配同样由女性长辈掌控，家族财产的管理、分配与传承皆在女性长辈的一念之间，男性在家庭财产事务中如同局外人，只能默默接受分配结果，无法对家族财产的走向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部落事务中，部落首领由女性担任，她们协调家族关系、解决矛盾纠纷、组织集体活动。男性在部落中的角色仅仅是参与者，在祭祀仪式上，他们跟随女性首领的指挥，向神灵祈福；在狩猎活动中，他们按照女性首领的部署进行捕猎；在水利设施修建时，他们在女性首领的组织下提供劳动力，而对于部落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男性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女性在性事上的主导地位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男性喘不过气来。从青春期女孩的性启蒙教育开始，女性长辈便引导她们树立自主的性观念，让她们明白性是一种可由自己掌控的力量。而男性在性启蒙方面则相对匮乏，他们只能在成长过程中朦胧地感知性的存在，却无法获得系统的性教育与引导。
在性选择方面，成年女性拥有绝对的自由与主导权。在城邦的社交聚会、祭祀活动或部落集会上，女性如同优雅的猎手，自由地穿梭于男性之间，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男性的表现与品质。当女性对某个男性产生兴趣时，她会主动出击，凭借自身的美貌、智慧、才艺等魅力吸引男性的注意。男性则只能像等待被挑选的猎物一般，被动地接受女性的追求，竭尽全力地表现自己，以期获得女性的青睐。在这个过程中，男性的尊严与自主性被无情地践踏，他们成为了女性性选择游戏中的配角。
配偶挑选过程更是男性的一场噩梦。女性会依据一套严苛的标准来筛选男性，身体素质、劳动能力、性格品质、家族文化与社会地位等因素皆在考量范围之内。一旦女性确定了心仪的男性，便会向其提出性交往的要求，男性几乎没有拒绝的权利。若男性同意，双方便开始一段性伴侣关系，但在这段关系中，女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性交往的频率、方式以及关系的存续与否。男性只能小心翼翼地迎合女性的需求，若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女性终止关系，重新沦为孤独的求偶者。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性主导权同样不容置疑。尽管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家族利益与社会稳定的需要而建立，但女性在婚姻中的性权力并未因此而削弱。家庭中的性生活节奏与方式，完全由女性掌控，男性只能遵从女性的意愿，如同被操控的木偶。若女性对男性在性方面的表现不满意，她可以借助家族长辈或部落首领的权威对男性进行教导与约束，男性则只能默默忍受，不敢有丝毫反抗。
这种性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男性长期处于性压抑的状态。他们内心深处的性需求与欲望被无情地压抑，无法得到正常的宣泄与满足。在家庭中，面对女性的性控制，男性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但却无处倾诉。在社会中，男性之间虽偶尔会私下交流对性压抑的感受，但这种交流往往是隐晦而小心翼翼的，生怕被女性察觉后遭受更严厉的惩罚。性压抑的状态对男性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影响，他们变得自卑、焦虑、暴躁，对女性的统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怨恨与反抗意识。
随着男性在生产等领域地位的逐渐提升，他们对性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开始尝试反抗。然而，他们的反抗之路布满荆棘，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不仅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反而导致自身社会地位进一步沉沦。
在政治领域，男性组团向城邦的长老议会提出诉求，渴望获得议会席位，参与城邦的决策管理。他们怀揣着对平等权力的憧憬，列举自己在农业生产、手工业发展和贸易活动中的贡献，试图说服女性长老们给予他们应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女性长老们以传统为由，坚决驳回了男性的诉求。在女性看来，城邦的管理体系自古以来便是由女性主导构建，这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秩序。男性的职责就是专注于生产劳动，为城邦提供物质支持，他们缺乏女性所具备的细腻情感、长远眼光和协调能力，不适合参与政治决策。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主导地位，女性长老们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她们加强了对长老议会的控制，严格审查议会成员的资格，设置了更高的门槛，防止男性渗透进入议会。同时，通过宗教仪式和文化宣传等手段，进一步强化女性在城邦中的权威地位。在宗教祭祀仪式中，女祭司们反复强调女性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言人，是城邦命运的主宰者，男性应该尊重和服从女性的领导。这种宗教与文化的双重洗脑，使得男性在政治反抗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诉求被视为对传统秩序的冒犯，遭到了城邦居民的普遍抵制。
在经济领域，男性试图通过一些手段来争取更多的资源与权益。部分男性商人私自违反女官们制定的贸易规则，与其他城邦的商人进行非法贸易活动，试图打破女性对贸易的垄断。他们暗中囤积货物，哄抬物价，希望借此获取更多的财富与经济话语权。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些男性农民故意减少粮食产量，或者将粮食私自藏匿起来，以表达对女性在资源分配上的不满。然而，这些反抗行为很快被女性领导者们察觉并予以严厉制裁。女官们加强了对贸易活动的监管，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市场秩序，对违规的男性商人进行重罚，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甚至将其驱逐出城邦的商业领域。在农业生产上，农业女官加大了对农田的巡查力度，制定了更为严苛的粮食上缴制度，对故意减产或私藏粮食的男性农民进行惩罚，削减他们的土地分配份额，或者强迫他们从事更为繁重的体力劳动。男性的经济反抗不仅未能改善自身的处境，反而使得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失去了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在性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绝对主导地位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与反抗。他们开始私下交流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反抗意识。一些男性试图拒绝女性的性选择要求，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迎合。然而，这种反抗在女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极为脆弱。女性凭借着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对男性的性反抗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在家庭中，如果男性拒绝女性的性要求，女性长辈或部落首领便会出面干预，对男性进行训斥与惩罚，甚至可能剥夺男性在家庭中的部分权益，如减少食物分配、限制其参与家庭活动等。在社会层面，男性的性反抗被视为违背社会伦理与传统秩序的行为，他们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排斥，被视为不安分的捣乱分子。这种性反抗的失败，使得男性在性压抑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他们的心理创伤进一步加剧，对女性的统治更加怨恨。
男性的反抗困境导致他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沉沦。在城邦中，他们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受到了更多的监视与限制。原本在生产领域逐渐提升的地位也因为反抗行为而受到冲击，女性领导者们开始对男性在生产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审视与调整。在农业生产中，女性减少了男性的参与机会，更多地依靠女性劳动力和奴隶来完成农事活动。在手工业和贸易领域，女性加强了对男性工匠和商人的管控，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与经营权限。男性在社会中的声誉也一落千丈，他们被贴上了叛逆、不可靠的标签，无论是在家族内部还是在部落之中，都受到了冷遇与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