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建立教育部，其实根本不是重点，把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对于这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不了的理由。教育同样也是封建社会重要的愚民政策的表现，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加利于统治，无知者无畏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教育助学基金是敬翔准备看李烨如何运作的话，接下来讨论的事情，就有点让敬翔抓狂了。
首先李烨提出的官吏分开的想法，并没有引起敬翔多高的重视，本来封建社会就只有官没有吏，没有什么分不分开的说法。一般人可能认为官和吏应该是一会事情，最多是官职大小的区别。事实上官与吏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从他们之间的区别中，我们还可以隐略看出现代官僚制度的萌芽，官与吏的区分，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重要原则，官就是官、吏就是吏。
官与吏主要区别主要在于这几个方面：首先，从身份上讲，官是上等人，是人民为他服务的；而吏则是下等人，是为官服务的。吏虽然在官府里承担着执法工作，却仍然是百姓，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吏相对于官而言是明确无误的下等人。吏的身份，从元杂剧中角色的相互称呼中也可以看出，平民百姓们遇事相求时，习惯上尊称外郎、孔目们为外郎哥哥或者孔目哥哥，按例不跪，而进了衙门遇到官，必须尊称大人、老爷，必须下跪。吏见官时虽然不必每次下跪，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讲话的；自然，书吏之间一般以兄弟相称，却断断不可称县令为兄弟，县令哥哥这样的称呼绝对听不到。换言之，虽然同样在衙门里办事，官与吏之间实际上等同于官和民的关系。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
其次，他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当官的职责是根据自己施政理念发号施令，治理辖区，所谓一朝把权握，便将令来行是也，而吏的任务则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自己顶头上司服务，所谓学成文武术，售与帝王家是也，如果我们不嫌牵强的话，也可以说：官是政治家，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而吏则是技术专家，他要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将上司的计划一步步实施，并取得最佳效果。
最后，是他们的不同归宿。这归宿简言之就是官流吏留。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而吏则不然，用清人阮葵声的话说：吏则土著世守(《茶余客话·论吏道》)。官是外来的，吏是本地的，官板凳没坐热即去，而吏扎根在此，老子做完儿子做。这种不同的归宿，其好处在于：因为官是流动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形成他的权力网络，进而鱼肉百姓；而吏则因为是当地的，熟悉该地风俗人情，因而也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又因为他只是一个政策执行者，没有大权，所以可以有效防止其贪污腐败。
官和吏从来就不分家，从表面上看官是有俸禄的，而吏一般很少有什么俸禄一说，而且不属于国家编制，有点像后世的临时工，专门是给官员背黑锅的。
而李烨的意见则不同，李烨已经在新城实施了吏的国家化，也就是说吏不再是国家的编外人员，真正的成为了国家行政中的一颗螺丝钉。这点敬翔还好理解，毕竟吏干的就是官府的事情，区别在于有谁来出钱，是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在敬翔看来并不是重要问题，只要国家负担的起就行。
李烨和敬翔的分歧重要在于官员的选拔制度上，按照李烨的设计，官员可以从两个渠道进行选拔，一个是从普通的小吏从慢慢的一步步升迁为官，而小吏则是有普通百姓通过大规模的考试进行选拔，放弃了科举制度将文人一步升迁到官员的步骤。选拔官员的第二个渠道是通过百姓的选举制度产生，这种办法在新城也有初步的实施，但是因为李烨突然离开了新城暂时中断了。
李烨这一套制度更像今天西方的官僚体系，普通百姓通过公务员考试（也可以成为科举制度）选拔为国家基层的公务员（小吏），然后通过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慢慢的熬资历，可以成为基层中的普通官员，一般主要为副职。要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须通过全民选举，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才能爬到一县一州，甚至最高的权力位子，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官员的廉洁性和积极性。
在选举方式上，李烨根据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把选举官员的每届任期初步定位六到八年，可以申请继续连任，最长不得超过十到十二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家最辉煌的时刻。同时李烨也废除了高级官员的终身制，他们可以提前享受退休金，甚至可以到一些学校、机构充当教授和幕僚等，保证了整个官僚体制的活力和进取心。
李烨的官僚体质完全颠覆了敬翔对于封建官员体制的认识，其效果可以与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出现相比，对于敬翔的震撼力可想而知。
敬翔不是不知道封建官僚体制的弊端，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选官的体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察举制度：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
征辟制度：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
九品中正制：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科举制：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隋文帝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为“科举”。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