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转基因技术已成为农业、生物领域的焦点话题。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社会舆论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实际上，全球生物学界（包括中国）对于转基因安全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一次，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向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汉松提出疑问：“你们生物系的同学群，在谈及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时也会争吵吗？”董教授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复：“生物学界不讨论转基因问题，因为这项技术根本没有问题。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学界也不认为会有问题。” 这简短却有力的回答，让我对生物学界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初步认识。
我仍不死心，继续追问：“你的同行和学生中间，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从无争论吗？”董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对生物转基因，世界生物学同行、科学研究人员，应该没有一个反对的。低年级学生有的可能会随社会舆论人云亦云，但研究生最多到二年级以后，就不会有反对转基因的了，因为他们对生物科学、生物进化有了较多了解。” 他还特别补充，“农业大学里面教授也有反对转基因的，不过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 这一补充说明，更凸显出在专业的生物学领域，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可度之高。像董汉松教授这样，在植物保护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科研经验和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其观点绝非孤立。他长期致力于植物防卫和生长发育信号传导等方面的研究，在《Journal of cell Science》《the plant Journal》等众多权威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141篇 ，他对转基因技术的看法是基于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研究实践。
我们再看看那些反对转基因的声音。比如彭禹，他是搞艺术的，并非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他的反对观点往往缺乏科学依据的支撑，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个人主观认知或其他非科学因素。还有田松，作为反转基因的理论 “军师”，他是搞哲学的。他们从各自非专业的角度出发，对转基因技术提出质疑，但这些质疑在生物学界看来，根本站不住脚。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经过严谨的科学实验、长期的观察研究以及无数次实践验证的。
在大学生物系里，并非所有教授都在从事转基因研究，他们也拿不到所谓的 “封口费”。倘若转基因技术真的存在隐患，他们怎会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同事从事这可能 “谋财害命、断子绝孙” 的勾当而一声不吭呢？同样从事转基因产品研发的学者，有的在研发用于治疗糖尿病、“功德无量” 的胰岛素，有的在进行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如果转基因技术真的罪大恶极，他们又怎能一直和平共处？再看从事农作物遗传育种的学者，搞杂交育种的与搞转基因育种的长期处于同一学术环境中，可从来没见搞杂交育种的揭发搞转基因育种的存在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更是免不了各种矛盾。生物学界内部也存在山头、门派、师承以及名利、意气之争，有时这些矛盾甚至会通过 “公开信”“联名信” 的形式公之于众，闹得社会上人人皆知。但即便如此，也不见有人站出来指责同行：“你拿了谁的钱，你的研究成果不靠谱！” 这只能说明，转基因的安全问题，在生物学界是无可置疑的常识。就如同物理学家之间，不论矛盾有多深，也都依然相信爱因斯坦提出的E＝mc2（质能方程）一样，这是科学领域的基本共识，是经过无数次科学验证后的真理。
科学界或许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科学问题上，归根结底还是要相信科学家。毕竟，科学界不可能全体被收买，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基于科学的方法、严谨的实验和客观的观察得出的。转基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众多生物学家的认可，这背后是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作为支撑。从农作物种植实验来看，转基因作物在提高产量、增强抗病虫害能力方面表现出色，且经过长期监测，并未发现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在医学领域，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药物，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全球生物学界对于转基因安全的认识高度统一。这种共识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我们应该尊重科学，理性看待转基因技术，充分发挥其在农业、医学等领域的巨大潜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写于2018年。）